“文有史圣”司马迁_寻根问祖探龙门（之二）

  寻根问祖探龙门（之二）
——关于黄河龙门文化的思考与启示

中共河津市委副书记 李昭阳/文

二、从河津优秀传统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厚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植在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国人的行为方式，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体现着中国人民“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是我们的思想和精神内核，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具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河津的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主要的代表就是“文有史圣武虓将，耿都子夏如宾乡。一代廉吏树典范，三王诗赋永流芳”。其中“文有史圣”指的是“中华史圣”司马迁；“武虓将”指的是大唐虓将薛仁贵；“耿都”指历史悠久的耿国都城位于河津境内；“子夏”指孔子高徒卜子夏在河津西河设教；“如宾乡”指的是郤缺夫妇相敬如宾的典故发生在河津，河津又被称为“如宾乡”；“一代廉吏树典范”指的是两袖清风的明代廉吏薛瑄；“三王诗赋永流芳”指的是世人敬佩的王通王绩王勃祖孙三代。

     （一）“文有史圣”指的是出生于龙门的司马迁。司马迁（前145年—前86年），字子长，西汉皮氏龙门（今河津西辛封村）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38岁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誉为“二十四史”之首，他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画像

     家学渊源，受命著史。汉武帝时，诞生了我国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10岁时就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父亲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故乡龙门，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父亲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司马迁在20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嶷。窥九嶷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后来，他被任命为郎中，可以常随皇帝出游。西汉元封元年，汉武帝第一次封禅泰山，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为史官，本应赴泰山参加封禅，但是他却因病留在洛阳。参加封禅被司马谈视为自己政治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不能东行参加封禅大典，令他异常遗憾和失望，最终忧郁成疾，卧床不起。

     直言不讳，获罪入狱。父亲去世后不久，司马迁接替父亲职务做了太史令。他翻阅了很多图书，做了大量笔记。公元前104年，他开始写作《史记》。然而就在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这一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步兵跟匈奴作战。最后，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汉武帝听了，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吆喝一声，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

     忍辱发愤，名留青史。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因此想到了***，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

     这样，司马迁为了完成历史著作的任务，忍受痛苦，发愤编写。后来，终于获释出狱。出狱后，他在给好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表达了他受刑之后的痛苦心情，并提到写作《史记》的意图和完成的决心。就在这篇著名的书信之中，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不能轻易死去，我之所以忍辱负重，蒙着奇耻大辱而活下来，完全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著作。司马迁凭借坚强的毅力，发愤写作，经过十三个寒暑的努力，终于写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部通史——《史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为止，共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内容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司马迁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史学界有“史学二司马”之说，他们竖立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丰碑。两司马皆为“世人楷模”。我们说司马迁“文如其人”，司马光“其人如文”。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是无法比肩司马迁《史记》，虽然它更宏大！因为司马迁已经超越了政治叙事——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悲悯，对人性的败坏有着最深刻的警醒。司马迁开创了纪传史的先河，却很少关心他的人间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深受汉世文化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汉儒经世致用文学观的浸润，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之进取精神为主体，兼取各家之长为我所用的治世思想，树立起文为世用的强烈责任感。他的文字已经看淡了成败生死，倾注于个人的悲欢，命运的无常；他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朝代更迭，升溯至天道信仰、人间大道。鲁迅曾经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专篇介绍了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也因此成为了《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做一个好的历史家必须具备“史学”“史才”“史实”，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除此之外还必须具有“史德”，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能够同时具备以上四条的，司马迁是极其罕见的一个。司马迁以坚忍不拔之志，忍人所不能忍，做人所不能做，为我国的史学和文学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他刚直不阿、幽而发愤的伟大精神，也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炎黄子孙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脊梁。司马迁的伟大人格、浩然正气和勤奋精神享誉古今中外，1957年联合国授予司马迁“世界历史之父”称号，国人尊称为“中华史圣”。



《史记》

     尚真重信，启迪后世。《史记》不仅是一部科学严谨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被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很难想象，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用两代人的一生，只为完成一部书。而这部记述了半部中国史的巨著，就是《史记》。许多人说司马迁的《史记》更像一本小说，怎么许多情节写得如此翔实生动，就像他在跟前一样。那是因为司马迁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和走访最接近真相的人才形成的接近还原的画面。如果没有司马迁，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就少了三千年。在他之前，从没有人整理过上古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全书一百三十篇的首篇为《五帝本纪》，《五帝本纪》中第一个写的就是黄帝。司马迁不仅在《史记》把中华民族的源头追溯到黄帝，还首创民族史传，写下《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等等篇目，把各民族都视为黄帝子孙，这种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修史观念，正是多元包容的大一统思想。

     司马迁开创了中国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以一己之力树立了后世2000年的史书典范。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无数的英雄豪杰，自他笔下定调。如果没有《史记》，我们不会认识：四面楚歌中，乌江自刎的项羽；紧急危难中，智勇双全的蔺相如……更不会听到那句震烁2000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诞生史书无数。却唯有《史记》用文采斐然的文笔，立于史学、文学的巅峰。也唯有《史记》，用绵延千年的历史智慧，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历代帝王把它当成治世教科书，只有储君才能阅读；曾国藩、钱穆、陈寅恪将其列为传家宝，不仅自己能背诵，还要求子女熟读。

     时至今日，中高考卷的文言文，80%都来自《史记》。它用三千年的历史、数百个风云人物起落的一生，直击华夏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内核”：学习《史记》，我们在舜和禹的身上，学会恭谦仁爱的美德；在越王勾践身上，学到“成大事，必隐忍”的处世智慧；在孔子故里追慕先贤，感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处之道；在汨罗江畔，感受屈原的家国情怀……也正是如此触动心灵的力量，让两千年之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仍然为自己拥有这样的历史为荣。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记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其故里西辛封村现在居住着司马迁后裔百余众，保存有司马迁笏板遗物和布牌神符（家谱），村西黄沙岭有司马迁墓，村东曾有清代司马迁故里碑。2006年发掘的元代至正十七年（1357年）固镇村创修上生院石碑明确记载：“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地，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间出。”碑文雄辩地证明，在元代，就公认司马迁是河津人。



     河津人自古敬重司马迁。相传在河津有两个规矩：一是司马氏打官司不跪公堂；另一个是有人问“先生贵姓”时，不回答“免贵”而是直接答“姓司马”，问话人不仅不认为此人态度骄傲，反而会对其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