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兴隆：整合运城本土文化 助力区域发展

日月开新元，万象启新篇。党的二十大为中国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新征程上，只要我们增强历史主动，自信自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一定能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不断推向前进。潮头登高再击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结合运城市情，笔者产生了如下体会和思考。

一、关公精神代代相传

运城市有24座博物馆，不可移动文物6234处，国保单位数量位居全国地级市首位，54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国家级非遗项目和省级非遗项目数量均为山西省最多；平均每个县有20座以上的关帝庙，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帝庙、盐湖区关王庙等6座关帝庙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涉及关公的可移动文物有36万多件套，以解州关帝庙为例，馆藏文物就有1700多件套。

从唐至清，历代统治者先后对关公进行了14次追封；尊武帝与文王、孔子并列，享关庙与孔庙并祀，武圣与文圣同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典范，交相辉映、和谐统一；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虔诚敬奉，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视为司命禄、估科举、治病除灾、镇宅避邪、军神武圣、护佑平安、招财进宝等，视关帝为无所不能的全方位神明。

总之，诚可谓“允文允武乃圣乃神，万世人极四海共仰”。郑上有《关公信仰》记载，有一武庙楹联写道：“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称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关公文化，无疑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高度融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

爱国以忠、生利以义、爱人以仁、担当以勇、立世以信，成为世人的立身之本、做人之本、立业之本、经营之本；“忠义、仁勇、诚信”的关公精神，有助于改善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建设，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培育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成为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在关公身上得以完美体现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风范，既是儒家文化倡导的孝、悌、诚、信、礼、义、廉、耻等各种维度的伦理道德，又是公正无私、充分反映人类良知、社会正义的伟大精神；关公文化是我们实现文化自信最重要的载体、连接海内外华人的精神纽带，是华人世界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一致认同，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文化符号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文化标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成为我们培根铸魂、凝神聚力的重要事业。运城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联合河南洛阳关林、湖北荆州关帝庙和当阳关陵已经共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关圣史迹世界文化遗产”，运城市委、市政府举办了33届备受海内外关注的关公文化旅游节，打造全球华人信仰关公祈福圣地，授牌关公文化交流基地达35家，大力推进建设关公文化产业园，稳步推进关帝庙景区向5A级旅游景区迈进。

二、儒商文化也是富矿

《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就在河东这块沃土上，这里不失为接受儒家思想最早的地区之一。

曾言“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素有“孔门四杰”“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当属三晋儒学的第一代宗师。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既殁，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他在今运城境内生活长达55年，足迹南起河津、万荣、芮城一带，北到太原，西至吕梁；芮城、河津都保存有子夏教书的碑刻、书院，卜子夏墓，卜子夏祠堂，芮城还有子夏山。战国初期魏国的国主魏文侯，以及吴起、田子方、李悝、段干木、公羊高等名臣，都是他的学生。其思想不仅孕育出像荀子这样的鸿儒，而且还成为法家思想的重要来源。

迄今，运城市尚遗存8所文庙，分别是万泉文庙、夏县文庙大成殿、绛州文庙、绛县文庙、闻喜文庙等五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晋文庙大成殿、芮城文庙大成殿等两所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解州文庙一所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此同时，围绕运城盐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古河东曾涌现了无数名商巨贾。因“富而好德”与孔子的“富而好礼”精神相通，墓葬位于运城市盐湖区陶村的陶朱公（出生宛地即现河南南阳）也被奉为是具有儒家气质的商人，后世经常将子贡（端木赐）与陶朱公相提并论，一并称为儒商鼻祖，诸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商不损陶朱义，货殖何妨子贡贤”。

听到陶朱公范蠡弃官经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问术”的猗顿（出生鲁国，定居西河猗氏王寮），“畜五牸（zì，母畜）”，兼营盐业。十年之间，他一跃成为与陶朱公齐名的巨富，被太史公誉为“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被后世尊为“商圣”。猗顿不仅对山西南部地区的畜牧业和河东池盐的开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三晋大地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我们不能囿于明清时期雄起的山西晋商，而无视儒商更早、更广泛的存在，何况能够青史留名的河东晋商已然是屈指可数。为此，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让儒商、新儒商们不负时代、不负众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更大贡献。

三、关帝信仰商界尤诚

大义参天、精忠贯日的关羽，是绝伦逸群，国士之风，忠义仁勇，千古流芳；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代舍命践行儒学文化的集大成者，“山东夫子，山西夫子，瞻圣人之居，条峰并泰岳同高；作者春秋，述者春秋，立人伦之至，涑水与洙泗共远”“关公庙貌遍天下，五洲无处不焚香”。

据统计，全国孔庙共有1600座，关帝庙30万座；台湾2000多万人口中，竟有1000万同胞系关圣信徒，专祀关圣的庙宇达3000余座。

“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关公的影响远远超越了阶级、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海外凡是有华人聚居的社区，大多都建有关庙。关帝庙等历史文化遗存已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在世界各地有3万余座，更多分布在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调研时指出，“山西自古就有重商文化传统，形成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正是由于明清时期的晋商“横跨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使得关公信仰更加深入人心。

据说关羽“博学经书，擅长算学”，管过兵马站，长于算数，发明日清簿，讲信用、重义气，为商家所崇祀，被当成守护神和财神爷。在挂印封金、辞曹归刘时，关羽将曹操所赐金银财宝，按照“原、收、出、存”情况记了一本账册，一并归还给了曹操。

“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人们特别看重关羽的忠义形象、信义美德，以及惩恶扬善、佑民护民的伟大品格，他们渴望关公能够赋能和加持，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尽管历史上曾经有过王亥、比干、赵公明、管仲、子贡、范蠡、李诡祖、白圭等众多财神，但是从清朝起，关公逐渐把他们取代，进而成为天下百姓共奉的、最灵验的“武财神”。

四、儒商武圣双翼翱翔

惟有因时而动、顺势而为，才能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与新时代发展的潮流中不断前进和发展。

有人说，一个圣人就是一座金矿。一旦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打出“商祖”“商圣”“财神”“武圣”组合拳，金字招牌迎风招展处，无限商机将会不断出现。

关公文化根深叶茂、独具魅力、不可替代，关公文旅龙头领衔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为强力推动运城市乃至山西省旅游产业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

1.发掘传承儒商文化，有助提升国家形象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置身于中西部地区，山西要融入“一带一路”、走向世界，关公文化就是最好的“通行证”，具有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同时，关公文化也是最强大的“软实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案例。要趁势而为，借助、弘扬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经高调走出国门的关公文化。

弘扬关公文化，无疑可以助力“一带一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是典型的不同类型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聚集区域，也是历史上关公文化广为传播的重要通道和区域。关公文化具有天然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不但是凝聚天下华人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还是沟通、联系、融入世界的情感钥匙。

即使从坚守人类道义、民族大义、国家正义、社会公义的至高维度来说，关公文化亦颇具时代性、包容性、现实性和传承性，更是我们国际交流中弥足珍贵的友好纽带和催化剂。关公的“忠义仁勇”精神，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关公文化的历史性、社会性、民俗性，已经演变为中华文化与国际化文化融合的重要渠道和载体。

2.参照文圣升级管理，文攻武卫黄金搭档

新起点肩负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今天的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这是我们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大力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凝聚世界华人的民族志气和精神动力，促成高度的文化认同。关公不仅属于河东，更是华人世界的共识和偶像；关公文化不仅是运城、山西局地性的特色文化，更是中国的国家名片和国际交流的共同语言。

从1990年起，已经举办了33届的运城市关公文化旅游节，已成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宣传展示运城形象的重要平台。

为了不断扩大关公文化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为了增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笔者希望尽快升级关公文化旅游节的举办规格。希望可以把关公文化列入与孔子同样的国家级重点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旅开发项目名录，尽快组建由省级职能部门主管、厅局级编制的关公文化研究院等综合媒体平台，唯才是举、广揽天下英才而聚之，强力打造出一个国家级、世界级的关公文化研究中心、儒（关）商文化研究中心。

3.武圣文化跨界融合，以武塑旅特色招商

孔子不但曾经说过“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备者必有文事”（《孔子家语·相鲁》），而且还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甚至有说武功超群和文武双全，并被司马迁在《史记》中誉为“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关羽一生好读《春秋》而深明大义，是儒家思想最忠实的信仰者、示范者、推动者以及孟子提出的“大丈夫”精神践行者。

众所周知，“大丈夫”是儒家评价中国男人的最高标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人格评价的最高定位，不断鼓舞、激励着一代代炎黄儿女敢当时代脊梁而勇毅前行。仅凭“大丈夫”形象代言人这一条，天下英雄在关公面前就或黯然失色，或稍逊风骚；称关羽“千古一人”并不为过，称之为“武圣”也实至名归。

蓝图振奋人心，号角催人奋进。这些尘封、雪藏在文化富矿之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有待引起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上下联动，综合发力。

针对门派林立、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文化，上至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武协，下至民间武术学院、各大武术门派和团体，我们有必要发起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全国性关公武文化研究会（或武圣文化研究院），搭建一个常态化交流合作的平台，创建一个武圣文化产业园区（武圣文化投融资有限公司或武圣文化产业平台）。无论是功能分类上的学校武术、竞技武术、健身武术，还是按运动形式来分的套路运动和搏斗运动，大家首先应该摒弃门户之见，共同相约汇聚到武圣关公的义旗之下，寻求合作共赢；同时，守正创新，将传统武术和全民健身结合起来，更多惠及广大群众，积极促进解州关帝庙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运城市儒学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