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河中蒲郡的诗国酒都

莺莺塔  记者 薛丽娟 摄

鹳雀楼 记者 薛俊 摄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蒲州作为大唐重镇，曾经列入“六雄”“四辅”之属，特别是一度升为河中府，号为中都，更是达到了它的历史辉煌顶点。蒲州是唐朝重要的商业和工业城市，是中外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蒲州又是酒的都市和诗的王国。这里以它发达的酒文化为视角，撩起它神秘的面纱，一睹它当年的风采。

从“胡姬酒肆”的外族聚居，展现蒲州的繁华富庶

唐朝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度，同它交往的国家很多。对此诗人王维这样描写，“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唐时经丝绸之路而来的中亚西域诸国和波斯（今伊朗）国人，已在蒲州形成聚居。这一群人被称为中亚栗特种族，女子多以经营酒肆为业，称之为“酒家胡”，侍者能歌善舞，风韵可人。

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有文《元白诗证史之莺莺传》，以元稹、白居易二家之诗来考证唐朝的历史，曾推测《莺莺传》的主角崔莺莺原型可能是与酒家胡有关的中亚栗特种族女子，并指出“唐时的酒多以地名为酒名，而且多是有胡人和出葡萄的地方，像河中蒲郡”。后之学者认为，由于历史文献的缺载和考古碑刻的残少，陈先生对崔莺莺的种族来源推测至今尚未完全解决，但他推测的思路与求证的步骤都启发我们继续研究，以补充新证。

葛承雍在《中国历史文物》的发文具证：第一、蒲州唐河中府治所官衙“绿莎厅”，可能是栗特语首脑、头子的译音。第二、大历至贞元间，蒲州为李怀光根据地，其部下有大量栗特胡人住此。第三、蒲州乾和葡萄酒的“乾和”二字是突厥语盛酒皮囊的译音，证明蒲州有胡人酿造葡萄酒业存在。第四、唐初蒲州就有胡家酒肆，相邻的绛州王绩写有题酒家胡诗。第五、元稹对胡人生活非常熟悉，写有许多有关“胡化”风气的诗歌。

这五点可以说是对当年“河中蒲郡”的胡姬酒肆和胡人聚居的情景作了充分论证。学者以为“绿莎厅”可能是栗特语首脑、头子的译音，且出现于府衙，显然这和对外族的管理有关。而后修的《蒲州府志》却说“唐河中府有‘绿莎厅’，为诸书记、从事趋府宴会之所”，以至现今学者又以“文化沙龙”理解，尚可讨论。“乾和”二字为突厥语“盛酒皮囊”之意，而以皮囊盛酒，正是胡人的一种生活习俗。当时蒲州的乾和葡萄酒也是享誉全国的名酒之一。

中唐时期、历经四朝——大历、建中、兴元、贞元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其为唐渤海靺鞨人，本姓茹，后以军功赐姓李，以战功为都虞侯。又以朔方节度使应诏，在平建中之乱，破朱泚有功，进为副元帅，虽解奉天（今陕西乾县）之危，而不获进见德宗，猜疑日甚，谋反为部将所杀。他在解奉天之危时，曾屯兵蒲地，拥兵数万，“左右多胡人”，而后兵变失败，又逃奔河中负隅顽抗，可见他是以蒲州为重地，借用了胡人的力量。

王绩，唐初绛州龙门人，绛州与蒲州相邻，从他的活动地看，可以说他是一个地道的蒲州诗人。因为胡姬酒肆具有独特的异国情调，文人墨客也常来酒肆饮酒作乐，又可以赊账，所以王绩才有《过酒家》诗：“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这里显然就是写的蒲州情景。

元稹这个中唐时期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的诗人，写的《莺莺传》，可见他对蒲地了如指掌。而他写的“胡化”诗歌，都和蒲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人选唐诗才调集之五》选有他的古律杂诗多首，如《赠双文》《代九九》等。陈寅恪先生也以此为据，论证了莺莺的外族身份和“酒家胡”的职业。元稹在一首《曹十九舞绿钿》诗中写到：

急管清弄频，舞衣才揽结。

含情独摇手，双袖参差列。

腰袅柳牵丝，炫转风回雪。

凝眄娇不移，往往度繁节。

写的就是“酒家胡”的风姿仪态。因为陈先生说过“曹姓多为中亚外族人，其男多为乐师，女多为胡姬”，此曹十九是胡姬无疑。

从开放交融的文化盛况，体会蒲州的历史影响

唐高祖武德年间，置蒲州，领河东、河西、临晋、猗氏、虞乡、宝鼎、解、永乐等县。唐玄宗开元八年，又“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准京兆、河南”，使之拥有五州三十七县，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并称四都。它又同“陕、郑、怀、汴、魏”并列六雄。蒲州作为中都，显然就是大唐的一个直辖市，其军事战略地位又如汾阳王郭子仪说的“蒲州居两京间……得蒲州则两京可图”，其政治军事地位显而易见。鉴于它的区位优势，使得中亚栗特种族以此作为聚居之地。

史载中亚西域诸国从陆路而来与唐交易的有40多个国家，许多商品如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材、果品、胡桃、胡麻、菠菜等输入大唐，中国的丝绸、纸、大黄、黄连等也先后输入波斯。大量的中亚胡人来唐交易并聚居，这也是一种中外文化的交融，从中体现了大唐的雍容大度。这种开放的态势，也为蒲州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可以说蒲州作为一个国际都市享有着盛名。直到元朝，欧洲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历了它，在《马可波罗行记》中描绘了河中府的繁华富庶，指出“这个非常大的都会”，“是一个非常大而且非常重要的商业和工业城市”，由此也可见大唐蒲州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纵饮时俗的诗人酒会，领略蒲州的文化氛围

关于我国早期酿造烧酒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在唐代已经出现烧酒。白居易有诗，“烧酒初闻琥珀香”。《唐国使补》载，“酒有剑南之烧春”。烧酒，即指蒸馏酒，在北方，又称白酒。当时蒲州的桑落酒已经出名，要推它的历史，早在南北朝时，传为北魏河东人刘白堕酿桑落。《洛阳伽蓝记》载，“河东郡民刘白堕，宿擅工酿，排于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到了唐朝，此酒的酿造规模更为扩大，知名度也大增。

据李肇《国使补》载，“河中桑落坊有井，酿造甚佳。依此则泉水固井，而其地亦当在郭中也”。且唐河中有芳酿监，这说明唐时河中府有专酿桑落酒的作坊，坊和井泉都在城之附近。郭者，外城也。这许是民间传说的在蒲州城外东南五里地龟原后土祠下有桑落泉，或说是有酒坊为桑落坊，坊内有井，井旁有泉。这种酒在桑叶落时酿造，到来年桑椹熟时开封，故有“悬食同枯枝之年，挪于桑落之辰”的说法。唐时有芳酿监，说明已经有专门的质量监管机构。对于这种酒的质高物美，我们也许只能从明人王世贞的《酒史续编》中感知，“桑落酒，名最古，色白，鲜旨殊甚，味宛转舌端不穷，以甘，均不可多饮”。又一说是这种酒“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当时传到京城，作为官廷馈赠礼品。又因得之不易，此酒又得了“鹤觞”的雅称，意思是鹤从远处衔杯而来。

唐代纵酒狂饮成风，上至王公宰相，下至文人布衣，形成了社会习俗。大诗人杜甫在《饮酒八仙歌》中，描绘了秘书监贺知章，汝阳王李涟，左丞相李适之，名士崔宗之、苏晋、张旭和布衣焦遂酒后的各种醉态。这种风气在盛产名酒的蒲州也可以想知。据《中国全史隋唐五代习俗史》列举全国21种名酒中，就有蒲州的桑落酒和乾和葡萄酒。

唐时的纵饮之风在文人中更为典型。大诗人李白自称是“酒中仙”，他的名句如“自古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晚唐诗人杜牧“嗜酒好睡，其癖又固”，据说可以一醉睡上十几天。皮日休“性嗜酒，虽行为穷泰，非酒不能适”，自号“醉士”“酒民”。当时身为文人学士而不会饮酒，才真正不可思议。李白提到饮酒的诗多达170首，杜甫多达700首，白居易多达900首。杜甫也深知蒲城桑落酒，有诗句“坐开桑落酒，来把菊花枝”，这又使我们想到北周诗人庾信的《就蒲州使君乞酒》“蒲城桑落酒，坝岸菊花秋”，他们都点到了可以相互媲美的蒲州桑落酒和京都菊花酒。白居易自称“醉尹”“醉吟先生”，对蒲州桑落酒更是情有独钟，他有诗《房家夜宴喜雪戏赠主人》：

风头向夜利如刀，赖此温炉软锦袍。

桑落气熏珠翠暖，柘枝声引管弦高。

酒钩送盏推莲子，烛泪粘盘垒葡萄。

不醉遣侬争散得，门前雪片似鹅毛。

由此可知，他定是来到蒲郡之地，时逢雪夜，得到主人的热情招待，享饮着桑落酒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我们又回到当地诗人，自诩“斗酒学士”的王绩这里，欣赏他的《题酒店壁》，“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他在《答程道士书》中说，“每一甚醉，便觉神明安和血脉通利，既无忤于物，而有乐于身，故常纵身以自适也”。

唐人饮酒，少不了吟诗作赋，许多优美的诗篇都是在纵酒狂饮之中完成的。所以唐代文人学士举行的宴会，也统称为“文酒之宴”或“文会”，这就是以酒会友，以文会友。可以想象，唐时的蒲州，借这酒乡佳酿，也曾会聚集了一批诗人，这同形成本地的作家群不无关系。《唐才子传》列在前十名的河东诗人就有王维、卢纶、耿湋、畅当、杨巨源、柳宗元、吕温、司空图、聂夷中、王驾等，其中卢纶、耿湋又被列入大历十才子。这里还吸引了众多的外籍诗人来访，他们留下了许多咏蒲的千古之作，这些诗人如元稹、白居易、温庭筠、李商隐、张说、张九龄、宋景、王建、储光羲、岑参、李益等，他们都是唐代一流的名家。唐代本是一个诗的国度，蒲州地灵人杰，显得才气横溢。也正是得之于文人的吟咏迭唱，使得蒲州这一历史重地声名远播，从而也给后世留下了无穷魅力。

唐时的蒲州，作为一座重镇和都市，其气象非同一般。唐人顾非熊《经河中》诗有句：“一望蒲城路，关河气象雄，楼台山色里，杨柳水声中。”这是远望府城，更见关河（蒲津关和黄河），陡然而生的感慨，虽然历史越过的千数百年，我们同古人一样，对大唐蒲州的雄浑气象一样痴迷和神往。

□祁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