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中央党史研究室:《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年11月8日,第6版)
关于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文章已有很多。笔者认为,目前对改革开放后历史的争议并不很大,关键是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评价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尤其是民间舆论与官方评价的分歧还比较大。因此,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要求,应该把重点放在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上,以下简称“前三十年”。
一、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重要意义
1、正确评价“前三十年”,是树立正确历史观,学习好党史和新中国史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强调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这些精辟论述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指明了方向。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观点和要求,这就为学习党史、新中国史过程中,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树立正确历史观,提供了根本遵循。1921年7月,从中央到地方都隆重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这显然不存在将其中十年、甚至二十年“彻底否定”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用正确党史观,包括百年党史一以贯之、从未中断的思想观点进行历史叙事和理论概括,更好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增强我们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捍卫党的形象和权威。
2、正确评价“前三十年”,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很多重要讲话都渗透了深厚的历史感,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他强调要科学对待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一是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二是要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三是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背离客观事实、贬低革命历史、抹黑英雄人物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制造谣言,歪曲事实,无中生有,渲染和夸大党的错误,并直指党的领袖,其居心极为险恶。虚无、歪曲、丑化党的历史,必将影响、动摇、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必将怀疑、消解、否定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用科学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前三十年”。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我们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通过学习党史和新中国史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也是不能虚无的。没有“前三十年”的经验和成就,也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概括说,前30年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基本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必要的国际环境。
3、正确评价“前三十年”,是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需要。无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只有坚持史论结合、理实结合,才能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并用其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贯穿于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而进行的不懈奋斗。无论学习还是研究党的历史,都必须围绕而不能脱离这一主题和主线。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前三十年”历史的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4、正确评价“前三十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立德树人”的需要。百年党史证明,优良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会失去灵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会改变本色。这是我们党特有的政治优势,也是战胜任何敌人、克服艰难险阻的法宝。学习党史要永葆初心、牢记使命。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政治必要性及其具体过程,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的总结和学习,从党史中吸取历史经验,传承红色基因,积蓄前进动力。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亲自主持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通过全党整风运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一定要学好这门“必修课”。目前,我们正面临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直接影响着全党、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历史观、价值观。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采取很多措施,其中学习党史和新中国史是重要举措之一。我们要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度认识学习中共党史的目的和意义。实践也证明了,学习中共党史对大学生的政治教育作用非常显著,可以极大地增加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实践认同和情感认同。通过学习党史,能让大学生更加深刻了解党的性质和宗旨、初心和使命,步入健康发展的道路。能不能客观公正评价党和国家的历史,包括正确评价“前三十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既使一个关乎历史真相的科学认知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和道德问题。
二、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方法问题
在对历史的评价中,评价主体及其立场不同,会得出不同结论;思想方法和价值标准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结论。有些争论,不只是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本身的争论,而是关于评价方法的争论。笔者认为,只有用历史的、客观的、辩证的、民主的方法来评价“前三十年”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结论。
(一)对“前三十年”的评价,要用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法,就是要求把评价对象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价,也就是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自然进程揭示其本质和规律的方法。具体到“前三十年”的评价,也就是要按照时间顺序分阶段来评价,而不能“一锅煮”的评价,更不能搞因人废言或因人废史式的评价。笔者认为,可以将“前三十年”的历史分为五个阶段来评价:1、新中国成立和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1949.10一1952.12);2、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953.1—1956.12);3、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探索时期(1956.10一1966.4);4、“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期(1966.5一1976.10);5、华国锋主持大局的时期(1976.9—1978.12)。对每个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都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不能搞超越具体环境的抽象化评价,尤其不能用几十年后的经验和认识去苛求前人。建国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是前无古人的艰巨事业,没有别国的成熟经验可资借鉴,加之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变化,对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形成干扰。这些都对刚刚走上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都构成严峻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进行艰难探索、必须发扬斗争精神,也必然要付出一些代价。在那个激情燃烧、曲折探索的进程中,出现一些挫折和失误是很难避免的。只有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国内外形势和认识水平,设身处地理解问题,分清主流与支流,才能正确揭示那段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如果专门挑剔党的错误和失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把支流当成主流,就会误导人们把局部问题看成全局问题,否定党和人民激情探索和艰苦奋斗的胜利成果。
(二)对“前三十年”的评价,要用客观的方法。也就是要避免主观化和情绪化的评价。评价历史的话语权,不能被少数人所垄断,更不能由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说了算。因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很难摆脱自己的利害、恩怨来评价历史。只有距离历史事件越远的人,才能越客观地评价历史。再就是对党所犯的错误,应该由谁负责,要做到客观公正的分析。不能把集体责任推到个人身上,也不能把下级领导的责任栽到上级领导的头上。例如,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党和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引发了严重的浮夸风。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全国农村仅用一个多月就基本实现公社化,与此同时,也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这些问题,各级领导都有责任,尤其是基层领导的责任更大。为了纠正基层出现的极“左”错误,毛主席曾主持召开过两次“郑州会议”。还有,对国内主要矛盾看法的变化、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导致三年困难的原因,乃至作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文革时期各政治派别的复杂斗争,绝大部分错误应该由集体来负责,是集体无经验、无意识导致的后果,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领导人的错误。
(三)对“前三十年”的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也就是要避免绝对化和片面化的评价。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对立统一是事物的普遍规律。毛主席概括为“一分为二”。实践也反复证明,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有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评价,才经得起历史考验。问题和成绩是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也是每个历史阶段都很难避免的。我们既要看到问题,也要看到成绩;既要看到实践探索中的问题和成绩,也要看到理论探索中的问题和成绩。对“前三十年”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应该用唯物辩证法,即“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评价。用全盘否定某个阶段或全盘肯定某个阶段的词语评价历史,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是缺乏说服力也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因而是错误的。对有些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正确认识,并不能一次完成,而要循环往复地进行,这也符合认识发展的规律。对不够正确的认识和结论,应该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自我革命精神去纠正。
(四)对“前三十年”的评价,要用民主的方法。民主的方法也是实践的方法,因为民主和实践的主体都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目睹者,他们对历史评价最有发言权。人民群众的评价和口碑也是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本位、为主体的思想,也要体现在历史评价上。用民主的方法评价历史,就要避免单一化和独断化的评价。要把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结合起来,不能用极少数人的评价代替大多数人的评价。例如,对“前三十年”某些阶段和思想理论的“彻底否定论”,仍然存在于一些文件和教科书之中,并有很大流通市场。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目标就是那个时期提出来的,并在实践中得到了一以贯之的坚持,也取得了不可否认的伟大成就。“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显著增强。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45亿元。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很高,但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08日06版。)无论对实践还是对理论的“彻底否定论”,都是主观主义、情感主义和独断主义的。它不仅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割断了党和国家的光荣历史,否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和伟大业绩,也抹黑和贬低了伟大领袖。最近几十年来,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怀念伟大领袖,自发纪念伟大领袖的群众运动禁而不止,不就是对历史评价的公正呼唤吗?不应该用狭隘短视的眼光看待伟人的思想,也不应该低估伟人的思想深度和高瞻远瞩。当着一个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以后,还要不要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要不要开展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还要不要向着更高社会阶段和远大理想继续奋斗?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漫漫征程上,前辈们进行了壮怀激烈的艰辛探索,那么当代人和后代人还要不要继续探索呢?这些问题都不是用一句“彻底否定”就可以划上句号的。不能因为前辈们的探索有过曲折,付出过代价,就要终结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持续探索,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所以,无论在什么意义上讲“彻底否定”,都不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中国古圣先贤的箴言能管数百上千年也不过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战略家的有些言论,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被人“彻底否定”呢?这难道不是伟人之见与俗人之见的区别吗?
三、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
如前所述,“前三十年”是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的,每个阶段都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个阶段都有问题和成绩。以前讲问题较多,很少讲成绩,导致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历史观出现片面化。因此,我们要充分肯定“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12月,是新中国成立和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当时,我们党面临严峻形势:经济上一穷二白是个烂滩子,财政经济面临巨大困难;政治上基层政权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军事上还要歼灭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批军队、特务和土匪;外交上,要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敌视政策。党为战胜各种困难采取了很多措施,主要包括:为恢复经济秩序开展斗争;开展“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和整党整风运动;剿灭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队、特务和土匪;与苏联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开展伟大的抗美援朝。党在建国初期能够在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很快稳定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等局势,使新中国能站得住脚,都是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发扬斗争精神的结果。这也证明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
从1953年1月到1956年9月,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性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党不失时机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一化三改”,建立起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还领导人民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根本利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无疑具有社会革命的意义。革命的积极意义不能低估,正如列宁所言,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革命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任何否定革命的言论都是错误的,都应该受到批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远远不是告别革命的时候。在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之后,如何将革命任务与建设任务有机结合同时推进?这是人民领袖不能不着力考虑的问题。
从1956年10月到1966年4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十年探索期。党领导人民满怀激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走过弯路,出现过挫折,但仍取得了伟大成就。(1)在工业建设方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很大增长。石油工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到1965年已经实现原油的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十年新修铁路8000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宁夏、青海、新疆等第一次通了火车。(2)在农业建设方面,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步收到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产量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十年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高等院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为前七年的4.9倍。(3)在教育方面,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高等院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为前七年的4.9倍。(4)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突出的成果,国防科技进展最为显著。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颗**,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些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5)在人才建设方面,无论是建设事业的专门人才,还是党政干部队伍,都有较大发展。这期间成长起来的成千上万各类专门人才,大部分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党的组织部门选拔了一批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并提拔一些人到省、部级领导岗位工作,其中大部分人经受住了后来政治运动的考验,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取得的。(6)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高举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理想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涌现出大批先进模范和英雄人物。像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解放军战士雷锋,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先进人物;还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和三线建设中默默无闻地作出奉献的许许多多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同甘共苦,昂首前进。社会主义建设在战胜严重困难后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7)在理论建设方面,党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例如,1956年2月至4月,毛主席在分别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后,形成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展现了党为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解放思想、多方探索的生动景象,也为党的八大成功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1957年春,毛主席在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进一步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中国工业化道路。他还提出“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毛主席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他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这一阶段,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提出过许多正确观点和主张。党中央在六十年代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探索。
概括言之,1956年~1976年,乃至1978年,是党和人民激情燃烧、壮怀探索、曲折前进的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出现过曲折、偏差和徘徊,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仍是很明显的。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50年代中期,中国先后与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1年10月,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11个。探索中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思想成果。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想;关于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这些重要思想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也为党继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
202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人民解放军得到壮大和提高,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历史的最好概括,也是对“彻底否定论”的最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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