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喜戊戌六君子杨深秀

杨深秀(1849～1898)，号仪村(亦称漪村、漪春、肄皴)。原名毓秀。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生于闻喜仪张村(今运城市闻喜)。据其族谱所载，约在元末明初，杨氏由山后(古汾州西河地)迁居仪张村。杨深秀为其十四世孙。杨深秀家境清贫。杨深秀7岁丧母，8岁丧父，孤苦伶丁，为其外祖母及叔伯抚养。他一边读书，一边参加田间劳动。与从兄割草时，曾作诗云：“一痴一醒童子，半读半耕秀才；记得饭牛芟草，葺葺苜蓿花开”。“田中稳跨乌犍，山外时闻杜鹃，一带苍烟如垒，半规红日犹圆”。是他幼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显露出他的才华。

杨深秀自幼聪颖好学，博闻强记，有“神童”之誉。未见过的新书必多方求购或假借，读书废寝忘食，尝言“一日无新书读，就觉得怔忡不安”。12即考入县学，录为附生。17岁食廪饩，21岁中举人，隔两年入资为刑部员外郎。以后数年，他历官京曹，遍交海内名士，学问更加渊博，对《十三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先秦　　诸子之说，无不精通；对佛典道藏也构玄提要独有心得；旁及算历、书画，亦有较深造诣。

清光绪四年(1878)杨深秀请假归里。时值大灾，土地荒芜，徭役繁重，百姓饥馑。他向奉命筹办山西赈务的阎敬铭上书，条陈改赋税为“正粮一两，征钱二百”，使“民困稍苏”。次年，他又着手主纂《闻喜县志》，对旧志不增减一字，采用正误补阙方法，去谬补漏，仅半年时间，即编成志斠(校)、志补、志续十二卷，为后世编志开创了新的体例。光绪六年，山西通志局设立，杨深秀受聘任分纂，考正沿革，计算星度，多出其手。张之洞为山西巡抚时，于光绪八年创令德堂，聘杨深秀为院长兼主讲。光绪十五年(1889)杨深秀考中进士，受刑部主事，迁江西司员外郎。光绪二十三年转授山东道监察御史。

杨深秀在担任京官期间，清廷政治F·B，贿赂公行。他不染时弊，为政清廉，生活清苦，以至达到了“子病无药医，趋朝辄赁车，卖文乃款客”的境地，但他“以气节自励”，深为士林所敬服。大臣刚毅任山西巡抚时，杨秀深与之过往甚密。刚毅授为大学士，山西籍的京官独深秀不去拜贺。他说：“本朝不许言官与宰臣往来，吾守法也。”一位姓白的内廷总管自称与他有乡谊，慕名请见，并说：“主人如有所图，吾能为力。"但他谢绝接见。梁启超先生对他十分敬佩，说：“杨深秀居京二十年，恶衣菲食，敝车赢马，坚苦自厉，高节绝伦，盖有古君子之风焉。”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法国出兵侵占胶州湾，杨深秀深感国势岌岌，急思挽救之策。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一见倾心，频相过从，共同筹划变法大计。康有为对杨深秀的爱国言行，“褒奖不置，称为西北一人”。杨深秀也正是在维新志士的启发诱导之下，从思想上冲破了封建士大夫的樊篱，满腔热忱地投入变法事业。是年十二月初八日(1897年12月31日)，即杨深秀出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第二天，他就上疏痛陈：“时事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他利用台谏职务之便，欲把康有为荐之于朝，草稿有“大才盘盘，孤忠耿耿”之语。后来又多次为康有为等人代递变法奏章。在变法过程中，台谏中赞助新政者，唯杨深秀之功为大。

光绪二十四年(1898)，面对着“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局面，杨深秀与御史宋伯鲁联结秦晋士子，共同发起组织了“关西学会”。是年三月，他又积极参与了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当时，光绪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急欲施行新政，而守旧的顽固派上下勾结，多方阻挠。四月十三日(6月1日)杨深秀再次上书，请光绪帝定国是，明赏罚，明降谕旨，宣布维新；废科举，除八股，变更考试文体。一日之间，杨深秀奏请新政条陈竟达五篇之多。由于维新派的积极活动，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的上谕，开始了百日维新运动。

先是，杨深秀与御史文悌同值宿斋宫。文悌系满人，久居内城，把慈禧专制淫乐之事告诉了杨深秀。杨深秀听后愤言：“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此时文悌在顽固派压力下将杨深秀告发。疏上，皇上非惟不罪杨深秀而责文悌诬妄，斥回原衙门行走。杨深秀愈加感奋，誓死以报，连上书请设译书局译日本书，请派亲王、贝勒、宗室游历各国，遣学生留学日本请皇上面试在京庶官，日番二十人，“择通才召见试用，而汰其罢老庸愚不谙时务者”。这些建议光绪帝大部予以采纳，但却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

戊戌七月底，礼部六堂官被罢斥后，新旧两党矛盾日益尖锐，北京城气氛格外紧张。这时，杨深秀非但毫无惧色，反而同康有为等人关系更加密切。他积极参与了维新派筹划开设懋勤殿的活动。八月初，顽固派日夜聚谋，形势危迫。杨深秀于八月初五日(9月20日)递上《时局艰危拚瓦合以救瓦裂折》，主张联结舆国，借助日、英、美等国之力，牵制顽固派。

次日(9月21日)政变发生，慈禧太后颁布训政诏书，囚光绪帝于瀛台，并到处搜捕维新志士，京师内一片恐怖，维新派人人自畏，未有敢撄其锋者。独杨深秀仍连夜草拟奏章，请问皇上被废之故，切陈国难，请太后撤帘归政。由于其子拨田苦口谏止，终未上达。八月初九(9月24日)杨深秀虽知大势无可挽回，仍欲亲往南苑说服董军勤王。友人劝阻不听。刚欲出门，缇骑已至，遂就逮。在狱中，他深憾维新事业半途天折，悲愤极了。从他的遗诗中，充分表现了他不畏***，敢于反抗的高贵品格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其遗诗谓：

久拚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独行。圣人安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缧绁到今终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八月十一日)

长鲸跋浪势凭陵，靖海奇谋愧未承；每耻汉边多下策，尚思殷武有中兴。孤臣顿作隍中鹿，酷吏终差殿上鹰；平日敢言成底事，覆盆秋水已成冰。(八月十二日)

自信情操不受污，孤忠毕竟待天扶；丝纶阁下千言尽，车盖亭边一字无。经授都中愧盲杜，诗成狱底学髯苏；朝来鹊喜频频送，尚忆墙东早晚鸟。(八月十三日)

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杨深秀与军机四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及康广仁等六人未经审讯，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杨深秀就义时年49岁。

杨深秀官台谏九月，上封事17件，多与新政有关。遗著有《雪虚声堂诗抄》3卷，《漪村文稿拾遗》1卷，《杨漪春侍御奏稿》1卷，《闻喜县志·志斟·志补·志续》1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