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学的内涵与外延

山西发展历程表明：源远流长的晋学在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充实，并表现出强有力的人文支撑作用。我们将晋学的特征概括为：一是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之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区；二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晋地成为民族大融合的纽带；三是晋学的法治思想；四是商品经济相当活跃。试做分析如下。

山西境内山脉纵横，西吕梁东太行简以太岳山，东南及南部有中条山；河流交错相聚，汾河、涑水河、滹沱河、漳河、沁河等遍布各地。由于地理环境优越，《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在晋楚“城濮之战”前，子犯曾对犹豫不决的晋文公说：“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山西自此之后被称为“表里山河”之地。山西又地处黄土堆积深厚的黄土高原腹地，土壤疏松肥沃，能够给人类提供生活保障；山西的矿产资源也是非常丰富，有运城的“潞盐”、垣曲中条山的铜矿、襄汾、翼城县的塔山和中条山的铁矿等。《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也由于这两个独特的优势，造就了晋学的四大特征。

尧、舜、禹时期，中华文明已步入成熟阶段了，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中指出“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他们之所以在晋南建都，除了看中的是这块土地上五谷丰登外，再一个就是盐池。有了人类必需品的盐，就能进行贸易交换，从而获取大量财富。

到了西周和春秋时期，晋国的周边国家都不产盐，盐成为晋国与之进行贸易的重要商品。铜“戎生编钟”铭文记载，在晋昭侯六年即公元前740年，晋国商人戎生带了一千辆车盐去河南繁阳换“金”，这个“金”估计是铅、锡一类的铸造青铜器的原料。接着，晋献公从赤狄手里夺取了盛产铜矿的中条山，铸造了风靡中原的“晋式铜器”，奠定了晋国成为春秋五霸的物质基础，在侯马发现的铸铜作坊便是铁证。在当时晋国的中心区的襄汾、翼城一带有储量巨大的铁矿，当铸造铜器的熔炉温度不断提高到能够溶化铁矿时，铁器就应运而生了。春秋时期的晋国是最早生产铁器的国家，范宣子铸刑鼎、侯马东周墓中出土的铁带钩、铁针都是有力的证明。秦以后至今，山西生产的盐、铜、铁等，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山西自古至今一直是中华文明核心地区。

山西境内山河呈南北走向排列，导致山西自古就成为沟通中原和北方草原的一条天然通道，也成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今一万年间，多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互交流、融合的大舞台。仰韶文化时期来自关中的半坡文化向山西扩张，其因素已经到达临汾盆地；起源于晋南的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几乎占领的北半个中国，它与辽西地区的古文化碰撞后产生了红山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曙光；也为“尧都平阳”创造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条件，而“尧都平阳”已经在襄汾陶寺遗址中发现的古城和观星台得到证实。两周时期的晋国和四周犬牙相错的少数民族通过通婚、联盟、贸易等形式进行了民族大融合，悼公“魏绛和戎”开创了三晋时期赵国“胡服骑射”的先河；秦汉以来，实行和亲、通商的安抚政策，鼓励匈奴人到山西定居；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五胡乱华”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民族大熔炉使得山西成为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春秋时期晋国变革先起，首先是政治上的洗礼。晋国率先举起了革除旧礼的大旗，春秋初年的“曲沃代翼”，打破了嫡长继承的宗法礼制，晋献公时的“诛灭公族”摧毁了血缘宗法系统；其次是经济上取消旧的公田制，废除劳役税，采取了按亩征收的实物税，宗法奴隶经济基础被瓦解；再次在人事上“奖励军功”，不仅“庶人工商”可以入仕做官，而且“人臣、隶圉免”也可除去奴隶身份，这就意味着，国家人事的安排只看有没有功绩，而不论身份、地位和血缘关系，这样造就了一批凭实力和能力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

伴随着这场大变革，法治思想在三晋大地异军突起。形成了“天下法家三晋出”的局面。从历史角度看，当时的法家代表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战国初年，魏国率先变法，政治上推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吏治之道。经济上全面执行“尽地力之教”和“善平籴”政策，旨在解放生产力，打击投机商。实行主持变法的李悝，把实践升华为理论，编纂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典《法经》，把魏国法治措施推向新的高峰。继而韩国任用申不害，对内“修政教”，对外“应诸侯”，使韩国发展到了“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的强盛局面。赵国的“胡服骑射”更是一场推陈出新、破除旧制的革命行动。

随着晋学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成功，三晋法治思想向周边延伸和移植，吴起奔楚国主持变法，使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出走秦国，由此“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商鞅也成为晋文化向秦文化移植的第一使者。秦统一中国前夕，韩非子的法治学说又被秦所用。韩非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严明法治，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还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要起用经过实践锻炼的有能力的官吏。韩非也因此成为三晋法家文化向秦文化移植的终结者。

继新石器、夏、商、西周以盐贸易之后，春秋时期的晋国采取宽裕的“工商食官”政策扶持商业发展，促使商业繁荣。明清之际的晋商更是利用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发展商业贸易，并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也由于这个因素促成了山西成为金属货币和票号的策源地。我们目前所知道最早金属货币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国语·周语》：“周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此时为公元前524年。这只是文献上的记载，而1990年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了两枚迄今最大的空首布，不晚于春秋晚期即晋国迁都新田的公元前585年。秦始皇统一货币后一直通行圆形方孔金属货币，只是北宋时出现的纸质货币“交子”，但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票号”在山西首先出现，这就是嘉庆、道光年间山西的“日升昌”票号。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晋学的四大特征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时刻激发我们民族成员的归属意识、进取意识和奋斗意识，让人们的价值取向朝着合法合理的趋利性和务实性转变，经济活动及其管理由崇德轻力向法德相结合转变，这一传统可以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而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