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方剂学

方剂学是在中医学理论的指导下，研究治法与方剂的配伍规律及其临床运用的一门传统学科，内容包括方剂的基本理论与沿革、方剂的分类与治法、方剂的组成与变化、方剂的剂型和用法等，是中医学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医学中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方剂古称“汤液”。方剂之名始见于《梁书·陆襄传》，其组成原则和配伍是按《黄帝内经》提出的“君、臣、佐、使”理论，选择合适的药物配制而成，并按药味、药量和剂型增减变化。方剂的分类，主要有病证分类、组成分类、治法分类、剂型分类、临床学科分类等。方剂的传统剂型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丹剂、锭剂、酒剂、条剂、线剂和栓剂等。方剂的治法有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消法和补法“八法”。

先秦至两汉时期方剂学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国最早的方剂著作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经方”类医书，但俱已亡佚。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五十二病方》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部医学方书，载方283首，以病统方，有内服和外用之分。《黄帝内经》提出了有关药物辨证、治则治法、组方原则和组方体例等理论，尤其是书中提出的“君、臣、佐、使”组方理论，以及将方剂分成奇、偶、缓、急、大、小、重方“七方”，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全书载方13首，剂型有汤、丸、散、膏、酒等。东汉末年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创立了“六经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中医学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全书载方314首，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方剂学获得重要的发展。晋葛洪撰《肘后备急方》载方101首，收录了大量救治急病的简、廉、便、验方剂。晋末刘涓子撰《刘涓子鬼遗方》，载方140首，收录了主治金疮、痈疽、疥癣等方剂，为现存最早的外科方书。北齐徐之才《药对》提出了“十剂”之说，“药有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种，是药之大体”。唐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载方5300余首，《千金翼方》载方2200余首，在以病症类方的同时，又以脏腑为目，不仅对以后脏腑辨证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也多有创新之剂，为现存“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王焘撰《外台秘要方》，收方约6000余首，保存了秦至唐中期56位著名医家方论。

宋代至明清是方剂学发展的繁盛时期，不仅方书的卷帙和方剂数量巨大，而且理、法、方、药的结合更加成熟。宋王怀隐等奉敕撰《太平圣惠方》，载方16834首，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方剂学著作。宋徽宗等敕编《政和圣济总录》，载方20000余首，是政府官修的又一部大型医学全书。官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方788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编撰的成药药典。寇宗奭《本草衍义》在“十剂”基础上，增加“寒、热”二剂，将药物按功效分为“十二剂”。金成无己撰《伤寒明理药方论》，提出了“是以制方之体欲成七方之用者，必本于气味生成，而制方成焉”的重要观点，把方剂学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明朱橚编修的《普济方》，载方61739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学著作。吴昆撰《医方考》是方剂学史上第一部方论专著，精选历代良方780余首，阐述其组成、方义、功用和主治等。清汪昂撰《医方集解》，载方800余首，分补养、发表、涌吐之剂及救急良方等22法，开创了新的方剂功能分类法。

近现代以来，方剂学出现了总结历代医方和现代实验研究的趋势，方剂理论研究、方剂应用范围和方剂剂型改进等取得显著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