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余丕铎的一封家书

革命烈士余丕铎的一封家书

薛勇勤

在万荣县理想信念教育基地的展厅里，展览着一封泛黄的家书。

这封家书的作者叫余丕铎，荣河镇西师村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25日，在日寇突袭麻田的过程中，余丕铎和左权将军同日牺牲。我很是感叹烈士生长的这块土地。这里也是我的故乡。在中国历史上，这块土地须臾没有离开过史家的视线，远古的轩辕、战国的张仪、秦晋之间的拉锯战、汉武帝亲祀后土，及至后来的唐明皇、宋真宗、李自成，刀光剑影、祀地祭神、悲欢离合的故事在这里风起云涌。

荣河还是一块红色的热土。1937年，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三大主力3万余人，便是从陕西三原等地出发，由这里的庙前渡河，分赴抗日前线，在这里留下了朱德、彭德怀、邓小平、任弼时、左权、叶剑英、贺龙等人不可胜数的逸闻。

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善于接受新的思想，因而，马列主义很早就在这里生根发芽，七大公布的烈士名单中，就有当年荣河县委书记——荣张人杨鹏鲲。余丕铎烈士的家乡西师村，则是当年荣河早期革命最早的发源地和根据地，大批的志士仁人在这里投身革命。

在早期的万荣英烈中，余丕铎烈士的名气不是很大。对于我这样一个从事地方志工作的人来说，也仅仅知道万荣党史上有这么个人物，他是一位烈士。战争是要死人的，《万荣县志》上记载的烈士将近四百人，又有几个能让人记得住名姓呢！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体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真正含义。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这也正是英烈和凡人之间最大的区别。

如果没有遇上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余丕铎可能一生都会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从今天留下来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仅仅能洞见他些微的人生。他毕业于运城师范，全名叫“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在中共运城党史上频繁地被提到，因为早期相当多的共产党员都出自这所当年运城的最高学府。

学校作为培养精英的集散地，首先要让学生具备先进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运城师范当时是一块自由的土壤。在后来许多人写的回忆录中，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余丕铎烈士“手不释卷”这个形象，我也在他遗存的信件中看到了他飘逸的书法。这些都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知识渊博、善于学习的人。在运城师范就学期间，他接触到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洗礼，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救国组织。从这个时期开始，余丕铎读书救国的理想便实现了华丽转身。

因为国难当头，余丕铎毕业任教的宝鼎高小根本无法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也容不得他将满腹经纶授予学子，于是，他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发展“民先”组织，自任负责人，向学生传播新思想。作为担当传道授业解惑使命的教师，无法授业解惑，那么传道便成了最艰巨的使命。在运城师范读书期间，中共地下党员在运城开设“生存书店”。他和后来担任武汉市文联主席的荣河人武克仁共同成为发起人。

毕业后，他继续来往于荣河、运城之间，带回进步书籍，分发给学生们阅读。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5月，他被党抽调到牺盟会组织的军政训练班学习，从此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第一线。

风萧萧兮汾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奔赴省城的那一天，余丕铎站在西师村口，西望河汾，心潮起伏。这块土地，宽阔平坦，沃野千里，中华民族由此一路走来，然而却面临着国破家亡的悲惨局面。父母亲省吃俭用供养自己上学，自己终于学成归来，却已是无以回报，又要为未来而奔波。回望故园，竟无语凝噎。

余丕铎是有着很浓厚的情感的。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天生的英雄，没有谁一生下来就刚毅果断、坚强勇敢。英雄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有着千般柔情。

我必须要把余丕铎烈士的一封红色家书读给大家，在好多次的讲座中，我都向听众们背诵了这封家书，这封家书的情怀让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这是一封残缺不全的家书，仅仅只有前后两页：

父母亲大人：

我在岚县曾写过五封信，都被邮局退了回来。所写这封信，我也担心你们看不到。你们不至于骂我太忤逆了吧？记得我去年曾写过一封信，说明今天我中华民族的儿女是没有安乐可享的。我们以后不准常寄信，这是为了国家民族，不得不如此。

假如这封信你们能看到，则这封信算是最后的一封信吧！我以后将因工作忙，而且环境也不允许再多通信，你们应当认为我已经死了。

……

这里对于咱处的消息知道得很少，河曲三十五军咱处人多，但岚县却没有，不过我了解它和其他各处都会一样。这是最后一封信，也不知道你们能否见到。

谨致

敬礼

丕铎

十二月七日

这封家书写于何年，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是我近乎绝望地认为，在我有生之年，不会再读到这样让人寸寸肠断、字字动情的家书了，再也不会了！烽火三月，家书万金。这封由血与火、爱与恨、生与死熔炼成的家书，像一首卓绝的诗，烙着爱的诀别，注定了只能在那样一个风云涌动的动荡年代高傲地绝版！

无情未必真豪杰。余丕铎在接受组织培训之后，先后被委派到吕梁的兴县和岚县担任中共抗日组织领导人。吕梁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区域，余丕铎能够被委派到那里工作，可见党组织对他的信任。他果然在那里干得风生水起、有模有样，很快便不断被调任到更重要的岗位。

中共早期革命活动云集了大量精英，余丕铎能文能武、有情有义，得以重用，也是一种必然。他的下属丁旭（新中国成立后任成都市政协负责人）曾经有一段深情回忆，说当年在方山得了伤寒，在异常艰苦的复杂局势下，余丕铎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到方山来看望他。后来，他转老家岚县治病，余丕铎依然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赶赴岚县老家看他。

在这封家书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对家人的愧疚是多么深刻，而赴死的决心又是那么的决绝。连续的五封信，是因为家的牵挂，是“忤逆”的忏悔，更是以身殉国的义无反顾。余丕铎饱读诗书，明知道“父母在，不远游”，然而，忠孝不能两全，垂死的中国需要鲜血来祭拜供养，压制的民心需要用炮火来引发，“今天我中华民族的儿女是没有安乐可享的”，为了天下更多的父母不再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流泪，为了更多的男儿不再如自己一般挣扎，“你们应当认为我已经死了。”这是用血与火、灵与肉、肝与胆来奠基他辈之人为之共同追求的梦想！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汾河岸畔的那个家，家里那望眼欲穿的父母、妻儿，只能成为余丕铎心中永生难以弥补的亏欠……

这封信的最后，余丕铎写得相当随意又显得极为蹊跷：“这是最后一封信。”为什么是“最后一封信”呢？匆忙的收笔让人突兀，却能让人感觉到烽火岁月的惜时如金。

对余丕铎来说，每一点的时间，都需要为党留着，而不仅仅是儿女情长，所以“你们能否见到”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封信写完之后，自己又要投入更艰苦卓绝的战斗。对于革命者来说，死不过是一个归程。

我多么希望这封信不是“最后一封”，然而，这真的是余丕铎的“最后一封信”，之后不久，冈村宁次血洗晋西北，此时的他已经调任临县地区抗联负责人，参加了中共北方局组织的整风学习。1942年5月25日，在麻田南崖铺一带，他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不幸牺牲。这封家书也就成为余丕铎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记忆。

生命从来没有什么天长地久，每一个人都会离去，但死的过程却各个不同。英烈们的一生，或许是短暂的，但是，他们用肉体的死亡换来的却是精神的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