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章怀注《后汉书·郡国志》“河东郡”条考辨

摘 要：汉代，河东郡名人众多，大将军卫青、冠军侯霍去病、麒麟阁功臣第一的霍光、廉臣尹翁归皆为河东郡 平阳县（今临汾市西南）人，名吏郅都、减宣为河东郡杨县（今洪洞县东南）人。河东平阳侯曹参世家 历六世方除国，后又复家。而《后汉书·郡国志》“河东郡”条，唐代章怀注引《博物记》云：“有山泽近 盐。沃土之民不才，汉兴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世皆衰绝也。”似与史实不符。笔者认为《博物记》的记载 应符合历史事实，只是章怀注误引。注所言河东郡当为汉时河东郡，《博物记》所指河东郡为魏晋时期 的河东郡，其辖域仅是两汉河东郡的南部地区。

关键字：《后汉书》；《博物记》；河东郡

一、汉代河东郡并非“少有名人”

汉代河东郡最初设立于楚汉相争时期，刘邦派遣韩信破魏，以魏地为河东郡。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 西汉时期，河东郡辖安邑、大阳、猗氏、解、蒲反、河北、左邑、汾阴、闻喜、濩泽、端氏、临汾、垣、皮氏、长修、平阳、襄陵、彘、杨、北屈、蒲子、绛、狐讘、骐二十四县，又据《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东汉时期，河东郡辖安邑、杨、平阳、临汾、汾阴、蒲坂、大阳、解、皮氏、闻喜、绛邑、永安、河北、猗氏、垣、襄陵、北屈、蒲子、濩泽、端氏二十城。两汉时期，河东郡的辖域大致包括今运城、临汾两个地区。史载，汉代河东郡人才辈出、大族兴盛，该郡名人为汉王朝的强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卫青、霍去病 、张次公 北击匈奴， 功名显赫。霍光 辅政，安定汉室，功比伊尹，名列麒麟阁功臣第一。尹翁归 、张敞 皆任三辅，理政京畿。郅都、减宣 、义纵 是西汉有名的酷吏。杨茂 为汉光武帝时威寇将军，梁鲔 [为汉殇帝时司徒，王卓 为汉顺帝时司空。曹参封国于河东平阳，食邑一万六百户 ，周勃封国于绛县，食邑八千一百户 ，周昌封国于河东汾阴 [14]。其中曹参的平阳侯国传六世，自刘邦始封至征和二年（前 91 年）国除，元寿二年（前 1 年） 又绍封，历时最为长久。而唐代章怀 注《后汉书·郡国志》时，却引用《博物记》中“有山泽近盐。沃土之民不才，汉兴少有名人， 大衣冠三世皆衰绝也”[15] 的记载来形容汉代河东郡的人才状况，与事实全不相符。

二、章怀注误引《博物记》

笔者认为《博物记》的记载无误，只是唐代章怀太子主持的《后汉书》注引用错误。清代著名考辨学者孙志祖在其《读书脞录》考：“张华《博物志》亦称《博物记》， 无二书也。但今世所行《博物志》非完书，后人见刘昭注引有佚文，遂疑别是一书尔。”唐代杜佑撰写的《通典· 州郡九》“ 河东郡” 条载“ 秦兼天下， 置河东郡， 历两汉不改。《博物志》云： ‘有山泽近盐，沃土之人不才。汉兴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代皆衰绝也。’”[2] 杜佑亦将《博 物记》作《博物志》，则《博物记》即魏晋时期的名臣张华所著的《博物志》。

魏晋时期河东郡的地理范围远远小于两汉时期。《晋书·地理志》载：“平阳郡， 故属河东， 魏分立。 统县十二，户四万二千。”“河东 郡，秦 置。统县 九，户四万二千五百。” 按照《晋书》的记载，曹魏时期，从两汉时的河东郡中分置出平阳郡，辖平阳、杨、端氏、永安、蒲子、狐讘、襄陵、绛邑、濩泽、临汾、北屈、皮氏十二县。河东郡只辖安邑、闻喜、垣、汾阳、大阳、猗氏、解、蒲坂、河北九县 。卫青、霍去病、霍光、尹翁归、张敞、梁鲔，史书上明确记载为平阳人，郅都、减宣是杨人，声名显赫的曹氏家族封地在平阳，周氏家族封在绛。两汉时期大多数河东郡名人的家乡在魏晋时期属平阳郡。张华所指河东郡即魏晋时期的河东郡，仅辖汉时河东郡的南部九县。魏晋河东郡所辖安邑、闻喜、垣、汾阳、大阳、猗氏、解、蒲坂、河北这九县在两汉时期的确“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世皆衰绝也”。

汉代河东地位显赫的名人，只有王卓是解人，属南部九县。而汉代封侯在这九县的有汾阴侯国、猗氏侯国、下摩侯国（ 封地在猗氏）。汾阴侯国始受封者是周昌， 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得侯，传三代，至周意，因行贿问题， 免去侯爵，国除，后来周氏绍封，侯国迁至安阳。猗氏侯陈速，因以都尉的身份随刘邦攻击项羽，封侯，传三代，至顷侯陈羌，因为没有继承人，侯国被除。下摩侯謼毒尼以匈奴王的身份降汉，封侯，传三代，至侯冠支，因带家属擅闯官家居所，免侯，国除 。汉代河东郡南部的封侯大族的确“三世皆衰绝也”。

可见，张华《博物志》所言无误，是章怀注没有考虑其所指河东郡的年代为魏晋时期而误引入《后汉书·郡国志》。

三、汉代河东郡南部“少有名人”的原因探析

两汉时期的河东郡南部地区出现“少有名人”的现象， 其背后有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

从汉高祖到汉宣帝，汉王朝虽逐步走向儒治，但实际上，帝王多推崇霸道，重用酷吏，提拔军功。汉宣帝就曾经说过：“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此时，汉朝需要熟悉吏道， 不畏生死，敢于作战的人。

河东郡北部平阳县、杨县一带尚武尚法的民风更加容易培养出这类人物，南部地区则与之不同。

汉时，河东郡北部的平阳、杨两县的人多从事商业活动，《史记》载：“ 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 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 他们前往西边的秦翟地区（今陕西中部及北部一带）和北边的种代地区（今河北蔚县及山西代县一带） 做买卖，在积累财富的同时， 也受到了当地习俗的影响。秦翟地区，处于关中西北地带，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处， 该区域崇尚武力，听从律法， 有很厚重的法家之风。种代地区接近胡地，当地人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经营商业， 多以畜牧业为生，其民俗彪悍，有胡服骑射之风。平阳县、杨县两地的人民与之往来， 势必逐渐沾染崇法尚武的风气，而曹氏、周氏、霍氏等军功贵族在河东郡北部的存在，也助长当地的此类风气。河东郡北部多出大吏、名将与之有密切联系。

河东南部地区深受以往魏风的影响，《毛诗注疏》注《诗经·魏风·葛屦》云： “然则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逼近之。”“俭约之化， 于时犹存。”“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俭约之余风。”[2] 当地民众性格俭约，更重视稳定的生活，所以不易出现敢于冒险、争求功名的人。

西汉初至汉宣帝时期， 河东郡南北之间的地主豪强势力发展状况截然不同。南部地区受郡县制的影响较大， 而北部地区受封国制的影响较大。

河东郡南部地区是整个河东郡的行政核心地带，河东郡治在安邑，并且南部地区分封的列侯食邑不多，影响力小，所以当地受中央派遣的行政长官即河东太守的影响较大。河东郡北部地区远离郡治所在，素有威望且封户过万的曹氏家族及后起的霍氏家族在当地深有影响。霍氏提拔的河东太守田延年， 在其任上，选拔尹翁归、闳孺两人为助手，分河东为南北两部治理，尹翁归治汾南， 协助田延年诛锄当地的豪强。闳孺所治汾北地区，霍氏家族势力依旧庞大。经过酷吏强硬打击的河东郡南部地区， 地主豪强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人才的出现。

汉元帝以后，汉朝真正意义上实现儒治，儒术治国理念贯穿至此后两汉的所有时期。而河东郡南部的儒学发展相对缓慢，缺乏儒家人才。

王莽末年的农民战争中， 河东郡北部地区有将军杨茂， 东汉前期有司徒梁鲔。而南部地区直到东汉中期，才出现一位载名史册，位列三公的官员王卓。

汉献帝建安年间，河东太守杜畿聘请学成归乡的儒学大家乐详为郡文学祭酒， 在安邑教授多年，河东郡的民俗逐渐转变，以至曹魏时期，当地儒者众多。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两汉河东郡南部地区的人才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一改两汉时期“沃土之民不才”的旧貌。

（渠润海/作者  运城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