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史圣司马迁

在中国的文化典籍中，有两颗璀璨的明珠令人瞩目。

一颗是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一颗是与《史记》齐名青史的《资治通鉴》。前者是司马迁编纂，后者是司马光编著。

司马迁与司马光，都崇尚名节，光明磊落，忍辱负重，忠君爱国，为丰富和充实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后人尊称为“华夏两司马”。

当年，山西大学文学院曾悬挂着著名学者张贯三撰写的一副楹联：“史学冠中华汉宋以来双司马，经传昭万世商周而上两尚书。”

此联高睨雅驯，气势磅礴，广为传颂。其上联是说，山西是冠绝中华的史学巨著《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迁、司马光的故乡。下联是说，山西是《尚书》中的《尧典》与《舜典》两篇光昭万世的经典诞生之地。


楹联把“华夏两司马”具体化为“三晋两司马”。如果再精确一点，自然应该是“河东两司马”了。

司马光籍贯在山西夏县，这是没有疑义的。从多方面的记载看，司马迁籍贯在山西河津县，也是毫无疑义的。
明万历元年（1573）版《河津县志》“艺文”卷中，收录有东汉太尉牟融的《司马迁墓》一诗，诗曰：“一代高风留异国，百年遗迹剩残碑。经过祠客空惆怅，落日寒烟赋黍离。”这说明，早在东汉之前河津就有司马迁墓，比建于公元1067年的韩城芝川镇的司马迁墓早80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汉阳太守殷济奏请皇帝恩准，来到河津为司马迁墓建造了石室，并立碑树垣。此举亦比韩城太史祠早700余年。这说明，在晋代，司马迁再一次被朝廷明确列为河津籍人士。

到元代，至治进士、拜监察御史的王思诚，在《河津县总图记》中载有：“司马迁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310），汉阳太守殷济为之建石室，立碑树垣。太史公自叙曰：‘迁生龙门，居于太和坊’，是其坟墟所在矣。”

到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李贽，在纪传体《藏书》（亦称《李氏藏书》）中，更明确地记载：“司马谈，绛州龙门人，谈为太史公……有子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文中说的“绛州龙门”，正是现在的山西河津。李贽是福建人，不会有地域偏见。

还是在明代，理学大师、河津籍人士薛瑄，在《秋日家山杂咏》五首七言律诗中，有两处写到司马迁。一处是第二首中有“子安诗在名犹盛，太史书成志已劳”句。一处是第三首中有“龙门献策文中子，麟趾成书太史公”句。薛瑄的《秋日家山杂咏》，是薛瑄歌咏家乡山水人物的杂咏诗，他为自己家乡有司马迁这样的乡贤而感到自豪。

清康熙年间，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编纂的《平阳府志》卷二十三“人物”篇中，更明确地载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司马谈，龙门人，建元中为太史令。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愍学者不达其意，乃论六家要指，明其同异。”“司马迁，字子长。十岁诵古文，弱冠游江、淮，浮元、湘，涉汶、泗，过梁、楚以归。太初中，为中书令，因论李陵得罪，幽而发愤，修《史记》。刘向、杨雄皆称其存良史才。”

在《平阳府志》卷三十二“陵幕”篇“河津县”部分中，亦明确载有“汉太史公墓，县西十五里。《水经注》曰：‘司马子长墓，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垣。太史公自叙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

在《辞海》（1979年版）“河津”辞条中，也明确载有：“河津——县名，在山西省西南部。秦置皮氏县，北魏改龙门县，宋改河津县。黄河禹门口（龙门）在县境西北。古迹有司马迁故里。”

在《辞源》（1979年版）“河津”辞条中亦载：“1、地名，即龙门，又名禹门口。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2、县名，属山西省，古耿邑。春秋为晋邑，秦置皮氏县，汉属河东郡，魏晋属平阳郡，北魏改龙门县。”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叙》中明言：“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在何处？河山之阳在哪方？不少学者都作了精辟的分析：
关于“迁生龙门”。龙门，在河津县龙门山下的禹门口，即夏禹凿石治水的地方。《尚书·禹贡》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龙门山在河津县，龙门就在河津县境内。现在河津县，在汉代是河东郡皮氏县，北魏太平真君七年改皮氏县为龙门县。宋改称河津县。津者，渡口也，也就是龙门、禹门口这个地方。有识之士，总是把河津、龙门、禹门口看成一体的。

关于“耕牧河山之阳。”河指黄河；山，指龙门山。黄河至风陵渡急转弯向东流去，龙门山在河津之北，河之北、山之南，正是河津县境内。黄河出龙门，面对的是一片广阔的河石滩和平原，人们称“放马滩”，司马迁所谓的“耕牧河山之阳”正是这块地方。

关于“居于太和坊”。司马迁曾说自己“居于太和坊”。“太和坊”就是现在河津县的辛封村。辛封村历史上就叫“太和坊”，只是到王莽新朝，才更名为“新封”，后又改为“辛封”。现在该村还住有司马家族20余户，100多口人。司马家族在当地有许多不凡之处。旧时司马家享有不纳皇粮的特殊待遇。

司马家与其他姓氏对簿公堂时，也可以见官不跪。司马家族还享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奉祀生”待遇。奉祀生，是领着朝廷俸禄担负祭祀先祖任务的人。清嘉庆年间，仁宗皇帝恩赐司马骐九品顶戴，行奉祀生之职。当时他们家还保存有一套朝服、一顶官帽、一双靴子、一套木刻印制的《史记》，可惜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本侵入河津时丢失。民国时期，虽没有了奉祀生，政府仰慕司马迁贤名，将黄河大石嘴公地的出租费作为司马家族祭祀先祖的费用。
  　  

司马迁一生的心血，全部用在对《史记》的编纂上。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官任太史令。他继承先父的未竟之志，于公元前104年，开始了《史记》的编写工作，时年42岁。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司马迁的编纂工作极其艰难。5年后的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秉公直言为李陵辩解，获罪入狱。次年，定为死罪。按汉朝的法律，判死罪者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是缴纳五十万钱，二是接受宫刑。青灯黄卷的治史者历来清苦，司马迁自然交不出这五十万钱。为了履行自己对父亲的承诺，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司马迁即自请宫刑，保存性命，以完成撰写《史记大业》。

从47岁获刑，到50岁出狱，司马迁在监牢里艰难地继续编写《史记》。司马迁的出狱，是因为遇到了全国大赦。出狱后，汉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在秦汉之际，中书令都是由宦官担任的，这对司马迁无疑是奇耻大辱。司马迁为了《史记》大业，再一次忍辱含垢承接下来。

司马迁受宫刑后，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但他为了一个嘱托，一种信念，顽强地忍辱负重。他说：“自周公卒五百岁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他以孔子自比，幽而发愤，忍人所不能忍，做人所不敢做，历经14年，于公元前91年，终于完成了《史记》这一鸿篇巨著。


司马迁写完了《史记》以后，悄无声息地走了。史书中对这以后的事再没有记载。没有人知道司马迁是怎么死的，也没有人知道司马迁是什么时候死的。人们做着各种分析和推测。这些推测大约可归纳为三种：一种是归隐山林，寿终正寝；一种是或受任安牵连，或随长安狱中受诬犯牵连，被朝廷处死；一种是***身亡。《史记》完成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倾诉了自己忍辱含垢写完了《史记》之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说明他效法屈原，以死谢世、以死明志的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以司马迁的声誉，无论他是何种结局、怎样去世，都应该在社会上留有记载，哪怕是蛛丝马迹也好。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司马迁的死成了一个历史之谜。这可能就是史学家们所说的“不知所终”。


《史记》创立了五体结构的述史形式，奠定了历史学的独立地位，开创了史学发展的新时代，成为我国历史史书的典范之作。《史记》也开创了以写人为中心的传记文字，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鲁迅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句话，从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对《史记》作出了极精炼准确的评价。宋代郑樵称《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班固则认为《史记》“善叙事理，辩而不华，实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唐代有人开始对《史记》作注释；到宋代有人刻印；到元代有人将《史记》中的故事改编为戏剧，搬上舞台表演；到明清两代，很多人专事研究，论著日现。如今，《史记》已被翻译成日、俄、英、法等多种语言，研究的学者和机构遍布全球。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研究，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1957年联合国授予司马迁“世界历史之父”称号。司马迁，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原载《映像》杂志2011年第4期）

(周敬飞：河津城关村人，原省工商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西卷》主编。主要作品有《龙门情思》、《岁月留痕》、《人文河津》等。)


周敬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