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敏：滋味绵长烤红薯

滋味绵长烤红薯

□杨永敏

“霜降的红薯，甜似蜜”。到了寒露，田里的红薯都长成了。每到这个时节，街上的烤红薯摊就多了起来。行走在有些凉意的大街上，那一股股浓浓的烤红薯香，直入心脾，让人留恋。

红薯在以前是人们的“救命粮”，“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我是吃着红薯长大的，每天一早去读书，母亲蒸好红薯，我包里揣上几个，手里再拿两个，一路剥皮边走边吃，热气腾腾，又甘又绵又软又甜，吃得有滋有味。

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红薯成了百姓家不可或缺的主食。每到深秋，生产队就会把社员们从地里刨出的红薯堆放在队部场院，然后按人头和工分进行分配。人们用小平车把红薯拉回家，储藏在自家院子的地窖里，既保鲜又不怕受冻，需要时用竹筐吊出来，洗净后或蒸或烤或煮，绵甜绵甜的滋味别提有多美了。

红薯容易繁殖，成活率极高，它耐旱，生命力强，不需施肥，哪怕再贫瘠的土地，只要栽上红薯苗，就能结出很多红薯来。在那个极其贫困的年代，不仅红薯能解决全家人的温饱，它的嫩芽和叶茎可当菜吃，红薯藤蔓和地下的老藤，也能当作牛和猪的饲料。

红薯曾伴随过我苦涩的童年，也带给我无尽的乐趣和思念。孩提时每到星期天，我总喜欢跟着父亲下地，这倒不是能帮老人家干多少农活，而是跟着他可以吃到原始野味的烤红薯。

论及烤红薯，我的父亲可谓是行家里手，犁地之前，他先在埝畔下挖个坑，然后再把找来的树叶干柴放进去点燃，待柴火烧成木炭状时，他就把从家里带来的红薯放进炭灰里埋住。

接着他开始犁地，无事可干的我便漫山遍野地疯玩瞎跑，常常是父亲一陇地犁完了，我也玩累爬饿了，埋在火堆里的红薯也已烤好。迫不及待地扒开泥土，从里面掏出烤熟的红薯，用手掰开，一股喷香的白气冒出来，吃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们村子的南边就是汾河。秋季放假，我会约上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到村南的汾河滩割猪草，草筐割满后，我们就开始一天最刺激、最有意义的活动——烤红薯。我们几个分工明确，挖坑的挖坑，拾柴的拾柴，偷挖红薯的偷挖红薯。

我们用割草的镰刀把红薯主根下的土刨开，在根下结的红薯里挑最大个的，揪断根系挖出来，挑完后再把土埋好压实，不影响其后续的生长，否则，不负责任斩断整棵红薯苗扎在地下的根系，红薯藤就会渐渐变黄枯死。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在河畔上挖个土坑，垒成一个小小的“土窑”，然后把捡来的干柴点燃，让它慢慢燃烧。缕缕炊烟在汾河树林间袅袅升腾弥漫，我和小伙伴在河岸边的柳树林间躲猫猫捉迷藏。

带着湿气的胶泥土块在炙烤下，很快变红、变黑，热气逼人。待窑坑里的土块温度足够热时，我们将窑底的柴灰扒出来，将红薯丢进火红的窑中，迅速用石头砸塌薯窑，埋上细土封紧。

大概四十分钟的样子，那些红薯就慢慢焖熟了。扒开窑土，烤红薯的香味便扑鼻而来，一个个外焦里嫩的红薯，让人顿时垂涎三尺。我们不顾热和烫，揭掉薯皮，迫不及待地把红薯送进嘴里。

黄澄澄的薯肉就像蜂蜜原浆一样，掰下一块甚至能拉出焦黄的糖丝。吃着甜丝丝、香喷喷的烤红薯，享受着野炊美味，沐浴着秋日暖融融的阳光，我们一个个乐得手舞足蹈，仿佛是在品尝人间最美味的珍馐佳肴。饱餐之后，我们带着满足的快感与惬意，唱着山歌，身背割满的草筐回家了。

在北方农村乡下，冬季人们取暖基本上都是烧土炕。每当进入冬季，只要掀开炕下的活动砖，给炕洞里添上几把玉米秆或棉花柴，炕就热了。人们把这种从祖辈那里沿袭下来的取暖方式叫做煨炕。

记得小时候，母亲在煨完炕后，总要抓几个红薯放进去埋进柴灰里；整整一晚上，我睡在暖烘烘的被窝里，闻着烤红薯淡淡的香味，不知不觉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第二天一早，我便会爬出被窝，从柴灰里扒出烤红薯，红薯色香味美，并且还带着煨炕里的余热，吃起来是真香！

当兵到部队后，我就极少能吃到家乡的烤红薯了。起初是在大西北，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荒漠，别说是烤红薯，就连一片绿荫也难找到；后来又被调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这里倒是有烤红薯，可价格高得离谱，根本消费不起；再后来转业后才经常吃到了家乡的烤红薯。

红薯，这个曾在困难年月给予我们温饱、带给我们苦涩记忆的根系食物，已随着时光流逝、社会发展和生活变化，成了镶嵌在我们这一代人记忆深处的一段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