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巡河东（四）

驾临运城、关帝庙

《解州志》卷十五有介孝璿的“圣驾西巡幸解恭纪”一文，录如次：“稽古巡岳觐后，载在二典，时迈怀柔，歌颂兴焉。康熙四十二年岁癸未（1703年），久道化成，薄海内外，咸跻熙雍之治。上轸念晋秦重地，备法驾，御飞龙，登太行，历并汾。惟时严冬和畅，暖若阳春。黄童白叟，无不望幸，奉旨官民迎送，不得离城三里。

十一月初八日，驾至河东运城。初九日，进中禁门，御薰风楼，阅视盐池。天颜有喜，如日如云。是日出西禁门，抵卓刀堰，幸解州。万姓结彩焚香，跪迎郊界。遥望黄盖冉冉，喜曰：圣驾至矣。进长乐门，道礼贤坊，转泰康坊，市肆满盈，妇女夹道跪佥呼：阿弥陀佛！

上见其妆朴野，微哂之。顾侍臣曰：这解州也罢了。巳刻，驻跸崇宁坊，膳进酪浆酥饼，赐扈从词臣茶果。午刻，驾出崇宁门，幸关圣庙。时庙方被毁，蒙谕兴修。抚臣噶礼奏云：千年香火狠该修，但使人输钱一文事即济。上命给帑金一千两为修庙费。未刻，幸蒲坂。

我皇上圣德神功，登三咸五，诚非小臣所能扬扢于万一。惟是解梁，为舜禹畿内地，三代以还，渡汾河，祀汾阴，亦祗秋风兴感，无关钜典。恭遇我皇上深仁厚泽，沦肌浃髓，中外臣民，莫不尊亲。即郇瑕僻壤，亦邀鸾音，而承清问，山川增辉，臣民锡福。岂汉唐之车驾幸河东，视盐池，所能方其盛美哉。臣俯伏仰瞻之下，谨拜手稽首，而为之记。”

《解州志》卷十二有“关居斌请建关庙疏”一文，摘录如下：

“……伏以我朝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生秉正气，殁为神明，义烈光於史册……。自陈隋创庙，历宋明，恢廓千余年间。忠义所感，英威所震……。以故庙貌日增，规模壮丽。且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五月十二日，恭遇皇上御书‘义炳乾坤’匾额，特遣大臣躬赍致奠。自此香火益盛，灵应如飨。不意昨岁四月初二日，香客蚁集，酿成火灾。千年栋宇，两时灰烬。窃惟雕墙峻宇，固有成毁之常数；忠魂义烈，岂随烟烬以俱灭。臣斌名忝祀员，实系后裔。黍稷难陈于瓦砾；牲牷几荐于炎燎。纵先将军，日星河岳之浩气，原不专依祠宇。我天朝旌忠表义之隆规，岂宜鞠为茂草。恭吁圣恩，光复旧制，庶忠义之烈常昭，明德之馨永荐矣。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奉。”

《解县志》卷十二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壬午四月朔二日，巳时庙灾，至午刻，焚毁无余。五十二年（1713年）壬辰知州海宁祝增遵复旧制……。”

《解州志》卷三载：“四十一年壬午四月朔二日，巳时庙灾，至午刻，焚毁无余。四十二年圣祖西巡临解，发帑金一千两重修。越五十二年壬辰知州海宁祝增遵复旧制。郡人翰林检讨介孝瑹恭记”。

介孝瑹的《敕建关圣庙碑》载：“今上御极之四十有一年，岁壬午夏，关圣庙灾。越次年癸未冬，皇上圣驾西巡，道幸解，见之怃然。敕加意修复……”云云。

志书上还有些相关的记载，这里不一一摘录。

以上所引几段史料说明，顺治九年敕封关公“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御书“义炳乾坤”的匾额，是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御制。四十一年四月初二关帝庙惨遭回禄。四十二年康熙幸临解州时，有关公后裔关居斌进奏“请建关庙疏”文，皇上恩准，并调拨帑金一千两作为修庙费用。直到十年后才由知州海宁籍的祝增恢复到原来样子的。

《山西通志》（1734年版）182卷还记载，康熙为解州知州王柱国御书：“云间东岭千重出，树里南湖一片明。”为临晋县知县徐炘御书：“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对联。也应该是这次康熙西巡时所赐。

行笔至此，我们再看《解州志》卷十八记载的一件“奇闻趣事”：“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四月二日巳刻，关圣庙灾。越数日，有鹤至，麻黄色，高三尺余，长喙而高距。不知所从来。栖于殿前，人抚之不惊。杂啖以饮食弗受。徘徊往来，若有凄怆意。久之，益与人狎，稍食高粱，饮清水而已。或飞或鸣，鸣声嘹亮。四彻不离庙左右，夜还宿两廊间。如是者七昼夜。是时，州守王柱国以公事他出，会将归，佥谋笼之。以待人甫前，突然而飞，直上冲天，没于云际。”

这件和关庙火灾有关的事同时被记录在“祥异”卷中，颇有点神秘色彩。虽然时移俗易，我们不妨用古人的眼光来看这件事，先不要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或者笔者“牵强附会”之类。这鹤乃仙禽，在中国古代是“一鸟之下，万鸟之上”仅次于凤凰的“一品鸟”，明清一品官吏的官服编织的图案就是“仙鹤”。同时鹤因为仙风道骨，为羽族之长，又被视为“吉祥之鸟”。这时候出现在庙里，愚以为这里的意思一是喻示关公的在天神灵，或者是关公派遣他的坐骑来巡察灾情的。昔日的老乡“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就是骑鹤飞升的，不是还留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诗句吗！这只鹤也是黄色的，且看他“栖于殿前，人抚之不惊，杂啖以饮食弗受，若有凄怆意。”到家一看，满目疮痍，一派萧索，不免发出“风声鹤唳”之悲叹。进一步的意思说，这鹤徘徊辗转几日后，也想通了这件事，用后来关居斌的奏文来说“雕墙峻宇，固有成毁之常数；忠魂义烈，岂随烟烬以俱灭。”人世无常，水火无情，国土危脆，自古皆然，没有必要愀然不乐。

《清圣祖实录》（三百卷）是记载康熙皇帝日常起居、言行、礼仪、行程活动的历史文献。笔者为此从头至尾细细的查阅了一遍，从康熙元年到康熙六十一年的61年中，每年的五月十三（关公诞辰日）都记载着：当日的干支和“遣官祭关圣帝君”九个字。这期间就有康熙屡次的巡幸和对噶尔丹的征战，年年如此，一次也没有落下。这就是说，从康熙皇帝八岁登基到他六十九岁“光荣离休”，康熙都把祭祀关圣帝君作为他治国兴邦的一项头等大事来做。关公的“忠义仁勇”之精神，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深刻地铭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中国是传承千年的礼仪之邦。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可见，古代人是把祭典礼仪放在国家大事之首位的。学者研究说，祭祀礼仪在清朝的康、雍、乾三朝达到了一个巅峰。

祭祀文化精深博大，应当看到，祭典先祖圣君、英烈贤达是对前人的缅怀和追念；祭祀山川江河大地是对天地万物之神乃至人类自身的敬畏、挚爱和崇敬。（完）

《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十六载：“国朝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圣祖仁皇帝驾幸河东运城，万姓结彩，山呼夹道。初九驾进中禁门，御薰风楼，阅视盐池。是日出西禁门，驻跸解州。”

四十二年康熙游临解州时，有关公后裔关居斌进奏“请建关庙疏”文，皇上恩准，并调拨帑金一千两作为修庙费用。直到十年后才由知州海宁籍的祝增恢复到原来样子的。(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