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是如何从河东大地走上神坛的

一、很久以来，在我的老家山西襄汾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意味深长的有趣故事：

孔子周游列国，讲学传道。当孔子同众弟子乘车从郑国如晋，走到晋国腹地今襄汾县车回东村（一说是晋国边境天井关下一山村，即今山西省泽州县晋庙铺镇境内）时，正碰上几个髫龄儿童玩筑城游戏。孔子下车要求几个孩童让路，但没人理睬他。孔子发急呵斥，一小孩便起身朗声说道：“只有车绕城，哪有城让车之理？”孔子无言以对，见此孩虽小，却有过人之处，心下感服，便躬拜小孩为师，令弟子绕“城”而过。当车绕行田间小道时，突见一只松鼠口衔核桃碎步跑至他们面前行礼鸣叫。孔子遂发感慨：晋国玩童如此聪明，连动物亦懂大礼，自己还跑来讲什么学呀！遂怏怏而归。

孔子是否到过晋国，史上无从得到证实。但我想，孔子对晋国文化底蕴厚重的感喟，该是没有疑义的。女娲在这里抟土造人，伏羲在这里俯画八卦，炎帝在这里培植农业，黄帝在这里打败蚩尤……世界上唯一的不死文明——一历经五千年而绵延不息的华夏文明就在这个原点开始了她漫长历程。此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当孔子在他的故乡鲁国埋首钻研圣贤来建构他的儒家学说体系时，他的目光首先聚焦的地方大概就是那个一山之隔的晋国——一他穿越时空，看到了帝尧时代万邦和睦的美好景象；他还看到了虞舜被顽父嚣母虐待却不计前嫌，反而更加孝顺父母的感人场面，看到了帝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的动人场景。

活动在晋南地域的上古三皇五帝的神话故事成了孔子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内容的儒学理论源头和基础。这一理论体系全部出发点就是追求君子人格。造就理想君子人格的目的是“安人”“治国”“平天下”，只有“安百姓”“博施济众”者，才可称为贤人、圣人。孔子念念不忘克己复礼，念念不忘追求“修己以敬”。他因为他博大深奥的儒家思想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圣人”，但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在实践中处处碰壁。他的追求和理想注定了他在现实中只能成为一个“君子人格”追求的失败者。他自己没能做成“治国”“平天下”的圣人君子，他的“七十二贤”弟子也没有一个能够实现他“内圣外王”的美好理想。孔子就这样带着深深的遗憾走向另一个世界。

孔子死后600多年里，无数的儒生在笃敬恭行中追踪着着他这个祖师爷的理想足迹，但梦想和现实的矛盾、理论和实践的悖逆却让这些儒生们走得磕磕绊绊、跌跌踵踵。当西汉末期，王莽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君子人格”的华丽转身时，儒生们似乎看到了“内圣外王”的大同社会正在向他们挥手致意——然而，王莽克己复礼的倒行逆施最终把他，也把儒生们的满清热忱变成了最惨烈的黄粱一梦。于是乎，儒生们在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后，转而求其次，他们不再提追求“内圣外王”，而是试图通过追求“君子人格”来影响帝王的政治生活，以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儒学逐渐式微，大汉帝国千疮百孔，岌岌可危。公元162年的春天，也就是王莽死后137年的时候，就在这乱世中，就在蚩尤被黄帝肢解的河东解州盐池旁边，就在上古三皇五帝活动的核心地域，就在这个随便抓一把泥土都能攥出文明汁液的中华祖脉绵延的地方，一个当时并不起眼，但在后世却成为儒家“君子人格”的典范代表，成为和孔子并列为“圣人”、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大神的婴儿无声无息地诞生了。

这个婴儿就是日后在三国时期威名赫赫的关羽关云长。


二、关羽童年和少年的事情，史料没有记载。《三国志》只说他在20岁时，“亡命走涿郡”。民间传说，他是因为遇到郡里豪族辱人妻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怒之下杀了豪族全家，才不得已亡命逃到涿郡。从关羽这一豪侠行为以及各种典籍史料记载的关羽戎马倥惚还要手捧《春秋》仔细研读的情况来看，关羽从小一定受到了良好的私塾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是个把追求做“仁人君子”作为至高理想的少年才俊；他的武功又出神入化，千军万马中手取敌将首级如探囊耳，这说明他从小就在练舞学兵法。关羽的故乡解县，即今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常平村，距离我的家乡襄汾县赵康镇——古晋国都城故绛所在地，不过百十公里而已。2700年前，晋文公在这里以博大的胸怀，重诺守信，一举成为威震天下的春秋霸主；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三公舍生取义的赵氏孤儿故事也发生在这里。这些义薄云天的忠义故事，应该深深渗透在他的血液里——这奠定了他成为千古“义绝”的基础。

我自小耳熟能详的就是《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他和刘备、张飞桃园结义，那铮铮誓词曾经多次让我热血沸腾：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三人从此携手偕行，生死与共。

我感念于关羽在走投无路，不得已暂时归顺于曹操后，在曹操三番五次给他嘘寒问暖、赠金送银时，仍时时牵挂着大哥刘备；我感念于当曹操礼赠袍于关羽，关羽却把旧袍罩在新袍之上：“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我更感念于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新恩虽厚，旧意难忘”的千里单骑只为义，感念于曹操大败后路过华容道时，关羽“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
关羽一生以他那颗赤诚的耿耿之心时刻践行着他心底那种义不负心、舍生取义的“君子人格”信念。关羽的“君子人格”散发着熠熠光辉，连他的敌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曹操就曾叹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志异士也！”

尽管历史上的关羽和《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有很大的不同，譬如，在真实的历史中，没有桃园三结义，没有诛华雄，没有三英战吕布，没有千里走单骑，没有过关斩六将，更没有华容道放曹操和单刀赴会，但是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甚至在我的心中，关羽的真实形象一直就是《三国演义》里那个不苟言笑、义薄云天，胯下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的威风凛凛的红脸大将军。
除过那些寻章摘句老雕虫的腐儒们，没有人去质疑他的真实性，事实上，那虚幻的关公形象成了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地位高低，甚至不分民族肤色——心中的真实关公。
虚假的成了真实的，真实的反倒成了虚假的。

其实，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问世之前1200年里，关于关公的各种民间传说和小说戏剧形象就大量而广泛地流传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那些文弱的儒生们，千百年来一直就孜孜不倦地在一种虚幻的自我意识里不断再造着他们理想中的“君子人格”，他们试图塑造一个血肉丰满的、有情有义的、让大家可以效仿实践的“真实”儒家“圣人”形象。谙熟儒学教义和众生心理需求的关羽后世“老乡”——山西人罗贯中集各家之大成，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取舍改造，一个暂新的、栩栩如生的“义绝”关公形像就这样诞生了。关羽随着《三国演义》大获成功后的全面普及，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中国儒圣的殿堂——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 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关羽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死后竟然和他崇奉的老祖宗孔子一起被人推上了儒家顶级圣人的地位——文有孔圣人，武有关圣人。山左山右，山东山西。


三、义像一座黑夜中的灯塔，成为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去处理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矛盾的指路明灯：于子女而言，它是孝；于兄弟而言，它是悌；于朋友而言，它是义气；于君国而言，它是忠……义的产生有着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统治者提倡义，是提倡的那种忠君前提下的道义，是那种勃发于天地之间的忠贞不渝之义。普通百姓欢迎的义，是那种敢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侠义气，是那种为了某个人、某个集团或帮会利益而甘愿牺牲自我的凛然正气。当这两种义契合为一点时，上下皆大欢喜；但当普通百姓的欢迎的义变成锄弱扶强、击杀豪绅的侠义时，“以武犯禁”就成了统治者最不愿看到的血腥场面，就背离了统治者倡导忠义的初衷。关羽的横空出世，让所有心灵深处潜藏的对天地之义渴慕的人在漆黑的夜晚看到了黎明的希望。关羽忠的对象是皇帝，也是他义结金兰的大哥，义的对象在这里完全等同于忠的对象。忠义所指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完美的结合。适时而出的忠义之神关羽就像那一轮喷薄而升的旭日，发出熠熠的光芒，滋润并满足着缺乏宗教信仰的精神荒芜的普天下中国百姓心理。他的义成了一种完全超越阶级的全民文化，而他也从此开始扶摇直上，而侯，而王，而帝，而神……

宗教总是在人们心理需要的时候适时地来到他们面前。关公首次在佛教中找到了他的位置——他最先被奉为伽蓝神，而由于关公的加盟，伽蓝神也由原来的守护神一跃而为护法神。之后，关公再直线上升为密宗中的战神毗沙门著名演员、盖天古佛。

道教也不甘落后，广受众生欢迎的关公也被衣袂飘飘的道士羽流请进了道教殿堂，先公后君，之后跃为四大护法元帅之一，最后成为大帝。

但这远远不是关公荣誉的最高点，清嘉庆中期，儒、道、佛、回、耶五教居然一起供奉关公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

历代皇帝老儿早就注意到了关公聚敛民心的巨大作用，于是一千多年来，关羽成了他们敕封和祭拜的不二选择。宋徽宗时，关公被追封为忠惠公、崇宁真君，宋高宗时又被封为忠缪义勇武安英济王；明朝时，明成祖朱棣下令将全国的关庙改称为“忠武庙”，并敕令在北京建立“国家关庙”，每年君臣大殿祭祀……之后的各代皇帝还在不断地加封给关公各种谥号，一直到清末的光绪年间，关公的谥号已经变成了长长的一大溜26个字：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宣德关圣大帝。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神关羽既没能“保佑”宋明两朝的绵延不绝，也没能“显护”大清朝国祚龙脉的长盛不衰。

民间传说，关羽早年在家乡为伸张正义砍杀豪绅仓惶出逃后，不得不通过做各种杂工和各类小商小贩来维持生计，这让普通民众都在草莽出身的关云长身上找到了和自己相通的亲和力。于是在民间信仰中，老百姓根据自己的心理需要，把关公塑造成了他们各自所在的各行各业的保护神：他是草莽英雄敬拜的义勇克敌之神；是走南闯北的商人祭拜的财神；是船工舵手膜拜的漕运神；甚至是刽子手行刑的保护神、衙役神， 如此等等。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门派的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把关公看成了可以护佑他们的全能大神。

清末，由漕帮发展而来的青帮，就打着异性结义的旗号，虔诚地将关公供作义神来祭祀。另一个同时代的庞大社团洪帮，他们后来成立了洪门致公堂，即后来的中国致公党，以“反清复明”作为其最高行动纲领，以“义绝”“义圣”著称的关公自然而然就成为洪帮唯一尊奉的大神。史籍记载，凡洪门中人及家眷，只要念诵“桃花初开万里香，久闻知访洪忠良，天下英雄居第一，桃园结义刘关张”，就可避免被打劫。

关公崇拜不但超阶级、超门派、超性别、超年龄，甚至超越民族、超越国界，成了东亚和东南亚所有汉字语系国家民族虔诚敬奉的大神，日本、韩国、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那个本来是出生于河东大地的普通青年，那个手捧《春秋》孜孜不倦研读的蜀国大将，那个“彻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负”的“天地一完人”，终成了一个全知全能、万民景仰的关圣大帝。


四、清人毛宗岗把关公称作与诸葛亮“智绝”、曹操“奸绝”并列的“义绝”。但凡事一绝，事情就要走到它的反面。 为了义，关羽在家乡可以怒杀豪强而不顾家人的死活亡命他乡；为了义，关羽华容道可以置“忠”不顾而“义”释曹操……“千古一义”成全了关羽的赫赫大名，却也让关羽在“义”的困惑中败走麦城、血溅东吴。

关羽败走麦城前夕，被曹操和孙权两大阵营联手夹击，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关羽为义气所蒙蔽，竟然念念不忘他与曹、孙阵营中攻打他的两大将领徐晃和吕蒙的昔日旧情，寄希望于朋友之义。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七十六回《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中，对关羽的这种书呆子气做了精彩的描述。徐晃和关羽阵前狭路相逢：

公曰：“吾与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数穷吾儿耶？”晃回顾众将，厉声大叫曰：“若取得云长首级者，重赏千金！”公惊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国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废公。”言讫，挥大斧直取关公。

关羽义形于色，试图以义废公，伤害的就只能是自己那颗多情多义的心灵。但关羽并未由此幡然悔悟。在荆州被吕蒙部将偷袭成功，他进退维谷时，又试图以义开道。他派人送信给吕蒙责问：“为何背弃昔日之好，取了荆州？”吕蒙回信说：“昔日与关将军结好，乃一己之私见；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吕蒙的回复和徐晃的回答如出一辙，彬彬有理却义正词严。这和关羽的以私废公、以义误忠真有云泥之别，常令后人泪流满面，唏嘘不已！

关羽终于为他的“意气用事”付出了失去生命的惨重代价。

要命的是，在后人对关羽“天地一义”赞不绝口时，竟绝少有人反思其中的狭隘性、片面性和不确定性，于是，关羽的悲剧也在效仿他的后人中层出不穷地重复着，这正如杜牧在《六国论》所言：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明代“狂人”李贽称“刘、关、张”为三杰，并发出千古一叹：呜呼！唯义不朽，故天地同久。

遗憾的是，这不朽的与天地同久之义，却直接导致了蜀国最后的灭亡。云长被杀，张飞让愤怒和悲痛烧红了眼睛，抛弃大义，利令智昏，残虐军士，以至于被手下军士残忍杀掉；刘备更是耽迷于兄弟之义，为报仇，不顾国家安危，不顾将士死活，置诸葛亮忠言于脑后，强行起兵，征伐东吴，结果兵溃如泄，惨败而归，刘备本人也在忧愤交加中一命呜呼。蜀国从此日薄西山，一步一步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五、关公崇拜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帝庙。甚至在亚洲范围内的很多国家，即便没有华人，也有关帝庙傲然屹立，享受着当地人的连绵不断的香火供奉。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现在大约有3万多座大大小小的关帝庙。其中，被公认为关帝庙群之冠的便是享有“武庙之祖”卓越声誉的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

关帝庙始建于陈末隋初，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经过历朝历代的修葺、扩建，后又按照皇城规格的重建，该庙已经被完全改造成为紫禁城般威严肃穆的宏大庙宇——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享受此至高尊荣的只有山东孔夫子和山西关夫子。

关帝庙现存建筑多为清代建筑，占地2万多平方米，整个建筑布局为南北两大部分，自成一统，又互相映照，和谐统一。前后廊屋百余间绵延成片，既像庙堂，又像庭院，既雅致富有诗情画意，又肃穆让人感觉神秘莫测。

公元2014年4月，我走进了这座我心仪已久的神圣殿堂。进端门，过雉门，跨午门……当我终于在这个皇宫似的庙宇里寻找到那个如帝王一般高高地坐在崇宁殿里的关公塑像时，我的心蓦地一下沉重起来。那个胯下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长须飘逸的关羽不见了踪影，代之而来的的是一个头戴冕旒冠，双手持笏，身披绿袍，正襟危坐的关圣大帝。

殿里光线暗淡，塑像前的香炉里插着十几柱燃香，正冒着袅袅青烟，关帝的红脸显得恍惚迷离。

我在殿前久久地站着，我觉得这个靠凛然大义而侯、而王、而帝、而神的红脸大汉，在我面前忽然模糊起来——他那彪炳日月的天地之义此时在我的心里也显得晦暗不明、模凌两可。

是呵，义固然可嘉，它已经成为了我们几千年不可须臾分割的传统文化的精华，甚至成了我们所有人处理上下左右人际关系的不二法则。我们几千来不断强调的是小义服从大义，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要忠君、爱国、爱民族。我们不厌其烦地强调的是义的对象问题，对象对了，一切忠义就有了她显而易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仔细考量，这所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只是一个道德范畴，是我们所谓的正义。而正义不过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历史范畴，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人都对正义有其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释。在一个时代是正义，在另一个时代就可能是邪恶；在甲方是正义，在乙方就可能邪恶。

我仰着头，凝视着关帝那不苟言笑的大红脸庞。我想从中读到我想要的答案。

但我失望了，关帝那副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样子，显然根本不屑搭理我这个无足轻重的小民百姓。

我徘徊在烟雾缭绕的圣殿里。在四周都弥漫着一种浓烈的忠义氛围中，我忽然有一种窒息的感觉，也就是在转向殿外阳光一刹那的功夫，我才豁然贯通：忠也罢，义也罢，都是一个伦理或者是道德概念，而不是科学概念，它讲究的是情感，是伦理秩序，而不是科学，更不是真理。

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真理在我们津津乐道的忠义面前就像一个蹑手蹑脚的婢女，召之“必须”即来，挥之“必须”即去。真理似乎永远是为忠义服务的。

当关公离他的真实性愈来愈远时，我们实际上离真理也同样愈来愈远了。

我在想，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可能恰在这一点上——我们追求的是恍惚迷离的道德范畴上的忠义，而西方人追求的是勃发于天地之间的科学意义上的真理。
如果是这种背离真理的忠义，我看，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