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澄泥砚之都”探秘

省委书记亲点，名冠“山西三宝”

2019年12月5日上午，第四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省城太原煤炭交易中心隆重开幕。与省内外嘉宾一同巡馆的省委书记楼阳生，在文化旅游融合展区仔细查看了一件件技艺精湛的传统工艺产品后，深有感触地说道：“我们山西要推出三样宝，哪三样东西可以成为山西的三宝？我说第一绛州澄泥砚，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第二推光漆，第三就是珐华器，这是山西的‘三宝’。”

楼书记在绛州澄泥砚展台驻留了10余分钟，仔细询问国家级非遗项目绛州澄泥砚的发展状况，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推这个‘三宝’，要打造这个‘三宝’的品牌。第一，是要把传统技法打造得炉火纯青；第二，是在此基础上要创新；第三，一定要追求它的艺术价值、美术价值，不能搞地摊货，砸品牌，要搞就要搞精品。”

有幸亲耳聆听楼书记的高度褒奖与高标准要求，新绛县绛州澄泥砚研制所所长、中国文房四宝制砚艺术大师、国家级非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蔺涛颇为感动，他向楼书记汇报了绛州澄泥砚与省内外其他澄泥砚相比的独特优势，初具规模的绛州澄泥砚文化园已成为运城市的“传统非遗文化双创基地”，目前已入驻十余家传统非遗文化企业。他郑重表示：绛州澄泥砚荣列“山西三宝”之一，是机遇也是挑战，今后更要精益求精。

成宝秘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与自家的摸索创新

当省委书记点名推出“山西三宝”的新闻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其中的绛州澄泥砚，再次成为文化圈内的热门话题。大家都为这一民族瑰宝能够得到省委书记重视，名列一省屈指可数的工艺三宝之一感到高兴。尤其是绛州澄泥砚这样一方孕于秦汉、兴于唐、盛于宋、炉火纯青于明代、历代皆为贡品的名列四大名砚之一，又是澄泥砚家族中最负盛名的泥砚至宝，在失传长达三百多年后，被新绛县的蔺永茂、蔺涛父子二人重新发掘恢复，不断创新，确立“绛州澄泥砚”品牌，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进而带动和促进本县澄泥砚产业的兴盛，获得由中国轻工联合会、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授予的“中国澄泥砚之都”殊荣，更加显得难能可贵了。

那么作为传统文人桌案上曾经不可或缺的文房四宝之一的绛州澄泥砚，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凭什么就能从众多传统工艺产品当中脱颖而出，入了省委书记的法眼，荣登“山西三宝”之列呢？

笔者在新绛县绛州澄泥砚文化园，见到了正在忙碌着的蔺涛先生。随他走进展示厅，面对一方方或古色古香、或新颖别致的精美砚品，话题就从绛州澄泥砚入选“山西三宝”聊起：绛州澄泥砚荣列“三宝”秘籍何在？

蔺涛微笑着作答：绛州澄泥砚能被省委书记确定为“山西三宝”，这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如果要探究你所说的秘籍，至少应该有三个重要的历史因素使然——

其一，源于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位列“文房四宝”当中砚的杰出代表“四大名砚”之一，它不但是唯一有别于端砚、歙砚、洮砚三种石质砚品的陶质澄泥砚品，还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品牌，无论是造型可塑多变、焙烧工艺高难，还是丰富多彩、浑然天成的窑变色彩，特别是发墨不损毫的优长，都令其堪称宝中至宝；

其二，不管史料文献记载唐以来有多少地方生产澄泥砚，史书资料显示，山西绛州——今天的新绛县是它最早闻名的产地。也就是说，自从它脱胎于秦砖汉瓦的“砚瓦”，在聪明智慧的绛州能工巧匠的实践探索下，于唐代初年甚至更早些时候一经成熟问世，就赢得了文人墨客的喜爱，再加上科举考试的兴起，雕版印刷术带动的著书业大热，都让绛州澄泥砚在拥有前所未有的商机当中，获得了众口皆碑的美誉度，从而成为古绛州闻名天下的一大工艺名牌特产；

再一点，就是以绢袋河中澄泥的独特性，汾河湾得天独厚的制作原料的唯一性，制作总量不多的紧俏性，水旱码头与经济文化中心凝聚而成的文艺性，以及因工艺“秘方”失传而消失长达三百多年的稀缺性，都给人们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历史口碑。

诚然，绛州澄泥砚能够荣获“山西三宝”这一殊荣，仅靠沾古代绛州澄泥砚的光，那是远远不够的，更取决于我和老父亲白手起家、艰苦摸索出来的与古代绛州澄泥砚有很大区别的制作焙烧工艺。比如根据汾河湾不及唐代宽阔，加上现代生产生活导致的严重污染，只好改绢袋澄泥为沉积层取泥过滤法，而且过滤密度可达600目以上，远非绢袋过滤可以比拟，也进一步保证了砚台泥质的细密度；再比如通过科学化验分析手段，我们对泥质成分有了更透彻的认识，原料调配与添加剂的运用也自然更为精细多样；更别说多达几十道工序的制作流程，都让砚台的整体品质远远超过古绛州澄泥砚。

而作为制作者，老父亲常年从事版画及其他画种的创作，有必须具备的美术、书法、雕刻基础，还自小热爱文学写作；我本人也深受家学熏染，从事美术教育。这些综合因素的融入，自然会让出手的砚台具有超乎一般砚台的文化韵味与审美情趣。

笔者忍不住问道：失传三百多年的制作工艺，也就是宋代后期已经遗失大半的秘方，你是怎么就得以掌握，让这一国宝荣光重现的？

“这可能就是绛州澄泥砚能够名列‘山西三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蔺涛感慨道，“绛州澄泥砚从发掘试制成功到现在的社会影响程度，已有三十四年的艰辛历程。要说探究、寻访、挖掘、试制绛州澄泥砚，自己真不敢贪功，还真得听老父亲说道说道。”

蔺氏“秘方”：源自古籍文献与六个

春秋的艰辛摸索

蔺永茂老先生年届八旬，鹤发童颜映衬着一如既往的儒雅，只是印象当中的知名版画家，现如今已经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家文房四宝制砚大师、中国陶瓷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等一串闪光头衔。他笑着自嘲道：谁知道这名头背后是多少不能为外人道的艰辛付出呀！

老先生说，与绛州澄泥砚结缘，始自1984年担任新成立的新绛县博物馆业务馆长。以他干一行就要精通一行的脾性，便一头扎进了文物期刊与书籍的学习钻研当中。正是在这样的学习当中，最早生产于古绛州又失传于古绛州的闻名上千年的绛州澄泥砚，让年近五十初涉博物天地的蔺永茂发自内心地为之扼腕叹息。

也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一位远道而来的从事古砚收藏的华发老者，找到他这位业务馆长，打听起绛州澄泥砚，并倾诉说，自己几乎收集到所有的砚品，就差一方地地道道的由绛州人制作的澄泥古砚。得知绛州澄泥砚早在古绛州地面上失传，一砚难求，老者为数百年来竟然无人能使生产最早、名气最大的正宗绛州澄泥砚重获新生感到惋惜，更是反复表达出期待绛州澄泥砚能在它的故乡再度辉煌的愿望。

老者虽然被送走，但那双落寞的眼神，却久久地挥之不去，深深刺痛了蔺永茂的心！他茶饭不思，夜难成眠，追古思今，感慨万千：自己身为新绛县博物馆人，作为故绛州的传人，又是知名历史人物蔺相如的后裔，并且还拥有美术专长，怎能面对这一国宝失传的缺憾而熟视无睹、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呢？一个声音在耳边召唤着：让绛州澄泥砚重见天日，是你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于是乎，一个复苏国之瑰宝——绛州澄泥砚的重大抉择，在蔺永茂心间明朗确定起来了！

他的抉择，获得了家人的全力支持。妻子说：“我知道你的脾气，说出来了就要干，干就要干出个名堂。我希望你成功，就是失败了，我也不会埋怨你，反正咱们苦惯了，啥环境我都能挺得住。”

刚走上教师工作岗位的儿子蔺涛，同意放弃城里学校优越的条件，把工作关系转到老家光村学校，追随父亲，于1986年，成立了“绛州澄泥砚研制所”，开始朝这座看不到山顶的高山攀登。

笔者开门见山地提出盘桓心中的问题：你父子二人开始研制绛州澄泥砚，当时应该知道我省著名书法家徐文达先生的澄泥砚已经恢复成功，彼此之间，有没有信息技术层面的请教和交流呢？

没有。老先生说，徐局长早在1982年就把他的澄泥砚研制专利转让给五台山河边村那边投产营销了，觉得不适合再去登门求教了。但徐局长广泛采用各地江河湖泊淤泥研制定型的“徐氏澄泥砚”，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恢复地道“绛州澄泥砚”的决心。

我们当然也想走捷径。记得打听到1980年代初期，本县二轻局曾经组织五金厂和工艺美术厂短暂试制过，烧出的成品，还得到过北京故宫博物院郑珉中教授的高度肯定，就奢望能够得到已有技术资料的转让，那将会大大降低我们起步的难度。很可惜，据说所有研制资料都被一个北京知青返城时带走了，我们只是原价买回一台人家弃之不用的练泥机。

这样，父子俩丢掉幻想，下决心从零开始，以现有文献记录为参考，先拉通从选泥到制作再到烧制的工艺流程，然后按照这个流程，在实践中检验、调整。为查找有关澄泥砚的技术资料，他们成天泡在故纸堆里，细查密寻、用心领悟着与澄泥砚有关的片言只语；为了试验用绢袋沉在河底采集澄泥，父子俩险遭洪水没顶、土崖埋身之灾；为了设计砚窑，拜砖瓦窑的老工人为师，从烧制彩陶的工艺中琢磨烧制流程，到景德镇考察陶瓷窑炉的性能，去十三陵参观考察地宫“金砖”的特殊烧制技术……经过六个春秋不计其数的失败，1991年8月的一天，终于烧制出三块成品砚台，取得初步的成功。他们在逐步掌握了由泥到陶的微妙“质变”——火候、添加材料变化而产生出不同色泽纹理“窑变”奥妙的同时，也逐渐完善出一套完全属于蔺氏父子自己的绛州澄泥砚制作焙烧工艺，并且拥有绝对的自主知识产权。

蔺永茂老先生特别提及，大概是在1990年代初期，徐局长下来检查工作，我曾经特意把自己试制出来的多方砚台拿给他过目，得到了

老先生的充分肯定。后来从蔡鸿茹教授那里得到过一本《徐氏澄泥砚》，我们可以说是如获至宝，反复揣摩，颇多启发。

当然，我们还曾得到过知名藏砚专家阎家宪教授的指点。比如1994年在“’94中国名砚博览会”上，他不但让我们参观他珍藏的历代澄泥砚品，还通过高倍放大镜显示出唐代澄泥砚的结构特点，让我们的烧制工艺又上了一个重要台阶。

权威鉴定，“宝气”重聚

作为复苏的绛州澄泥砚，短时间内就重新获得时代赋予的“至宝”名头，“宝气”何来？

那当然首先取决于专家的权威鉴定喽！老先生翻出1993年由中国著名古砚鉴赏家蔡鸿茹研究员给出的鉴定意见：“蔺氏父子研制的澄泥砚质地细润，刻工古朴刚劲，构图变化多样。在广泛吸取各类艺术营养的基础上，运用自身的艺术功底，奏刀于泥砚之上，并巧妙地利用从焙烧泥质变化所变成的纹理，与雕刻相交辉，增加了砚的艺术性、观赏性，既有传统的古色古香，又有浪漫主义的时代色彩，为绛州澄泥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我们携新生的绛州澄泥砚应邀参加“’94中国名砚博览会”，一下子成了众多专家与藏家聚焦的亮点。一篇文章中的描述，可以再现当时的展出效果——“面对这浴火重生的澄泥之宝，观其形制，古朴端庄，奇正相映，彰显承传精神；观其色相，从《砚小史》推崇的鳝鱼黄，到复色、多色杂糅，尽显窑变艺术的莫测丰彩；试其手感，细而不腻，抚如童肌，触摸留痕，足见质地细密；听其声响，轻轻叩敲，声若金石，发有‘醇’味；赏其塑型刀功，那融会绘画、书法、木刻、浮雕、文学等综合艺术功力于一体的审美意趣与文化情怀，让每一方砚品都氤氲着令人留恋不舍的独特艺术魅力，更凭借其所承传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进一步提升了其脱俗的气质与高雅的韵致。”

专家评委不但给出“取之于古人之道而胜于古人之品”的高度肯定，还一致把绛州澄泥砚评选为金奖，由中国天津艺术博物馆作为珍品收藏；1997年晋京参加由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主办的“’97中国文房四宝展览订货会”，我和儿子蔺涛分别制作的《海天浴日砚》《云龙御砚》在名砚评选中双双荣获“中国文房四宝行业精品砚优秀奖”。这，应该算是砚界权威给重现荣光的绛州澄泥砚打出的高分吧。

1997年2月，国家商标局依法核准“绛州澄泥砚研制所”注册商标申请，颁发“绛州”牌注册商标证，终于让历代芳名未定的绛州澄泥砚，得到法定认可，受到法律保护。这也成为保护“绛州澄泥砚”品牌质量不受侵害的有力保障。将近十年后的2006年，绛州澄泥砚又荣获“中国著名品牌”，同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成为中国砚台产业中唯一的获得者。2008年蔺氏绛州“澄泥砚制作技艺”独家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应该算是绛州澄泥砚优良品质的法律鉴定吧。

我还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1993年国务院决定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为了收集砚台藏品，集合专家寻觅澄泥砚佳品，最先选择咱们家的绛州澄泥砚，经科学鉴定后，列为珍品予以收藏。另一个是云南有一位书法家使用过咱家的砚台后，在要求定制的信函里，还特别说明了他的用砚体会：研墨写小楷，舔墨润毫，非常流利，显然是泥质细密瓷实的效果使然。这些，算不算是官方和民间爱砚人士认定绛州澄泥砚可用、可藏、可宝的具体体现呢？

继续创新的“秘方”：作品当随时代

蔺老先生告诉笔者，前十五年，主要是通过探索实践，完善确立起一套科学的工艺流程，树立起“绛州澄泥砚”这块品牌。而后来这十六七年，是儿子蔺涛接手干过来的，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大环境下，要维持生产，要解决困难，还要发展，孩子能以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恒心坚持做下来，很了不起。尤其是从砚台题材时代性的拓展，到借助政府支持建造绛州澄泥砚文化园工程，把家庭作坊升级换代成为具备现代管理理念的工艺企业，再到更大的产业、事业愿景规划，所展现出来的魄力与才能，是我的旧有观念与小打小闹思想不可比拟的。

用蔺涛的一句话概括，他们的发展宗旨就是：作品当随时代。因为砚台已经由过去实用性为主的大众文化用品，转变成现在以观赏、礼品与收藏性为主的小众工艺产品，所以只有融入主流社会，用作品表现现实生活，才会引起应有的关注，找到自己应有的定位，突显出绛州澄泥砚应有的文化艺术价值，进而拓展出新的市场发展空间。

首先，他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运城“一景一砚”系列，山西“一县一砚”系列，尧舜禹帝王系列、“关公”等历史人物系列，既丰富了各地旅游景点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又形象地提升了不同县域的历史文化知名度，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用绛州澄泥砚参与反映国内、国际重大活动：从2000年首次走出国门参加新加坡举办的“春到河畔迎新年”文化活动开始，先后参加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砚台交流展”、第十七届“世界手工艺理事大会”等一系列国际政治文化交流活动，以独特的形式弘扬了中华文化；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以“东方之冠砚”作为定制礼品，“和谐砚”作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公益主题活动”指定礼品，并荣获“中国国粹文化金奖”，被参会人员收藏；2011年，又以两套各100款不同造型的“荷塘月色砚”作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特制礼品”，被两岸清华大学分别收藏，对促进两岸文化的互通交流，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正是这一系列有益尝试，让蔺涛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艺术当歌颂时代，更好地服务于党、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他创意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红色革命圣地”系列作品；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他制作出以“同护和平”为主题的22方“抗战系列砚”；2018年，他特别推出8方“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砚；2019年，为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蔺涛隆重推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砚”“瑞金砚”“钢铁长城砚”“盛世中华砚”等系列主题砚……

这一系列时代选题、红色主题砚作的密集亮相，以及形式多样的捐赠活动，在引起社会反响的同时，不断扩大着绛州澄泥砚的知名度，联系预订和求购收藏者源源不断。及至目前，有机融合历史、文化、科技、艺术于一身的绛州澄泥砚，已成为集工艺品、旅游纪念品、文化礼品、收藏品、馈赠品于一体的高品位综合艺术珍品，并以其独具特色的品牌效应，越来越为国内外不同阶层人群所喜爱。伴随而至的，是应接不暇的荣誉奖章与奖杯——三度入选“中华民族艺术珍品”，五度蝉联中国文房四宝行业最高荣誉“国之宝”称号，2006年到2018年6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这是世界手工艺品的至高荣誉。

成功传承的“秘方”探微

作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工艺至宝，绛州澄泥砚制作的传承，蔺氏父子又是如何认识与打算的呢？

蔺老先生沉思片刻，缓缓说道：作为仍然属于家传性质的工艺美术品生产经营，核心工艺的承传，确实是个很实际的问题。现在我们叫知识产权，其实就是旧时代比喻的“饭碗”，所以才会有“露了祖传，打了饭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等说法，也才形成了“家艺似宝不外传，不传闺女只传男”等严格的家族传授制度。现在看来，这些陈旧保守观念虽说可以保住家庭作坊“饭碗”于一时，但却导致许多工艺品因制作技艺的失传而绝迹，古绛州澄泥砚便是其中一例，令人痛惜。

但是就眼下不很成熟的营商环境而言，即使不知道我们的制作“秘方”，已经出现很多仿制、盗版以及假冒劣质“绛州澄泥砚”在扰乱市场，败坏绛州澄泥砚的品牌信誉，直接威胁到企业的自身生存。二十多年来，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经打了好几场官司，从市里到省里直到最高法院，非常艰难曲折。即便是赢了，多数都很难得到赔偿，或拖着，或继续侵权。所以通过法律手段，确保知识产权的安全性，还是当务之急。

关于绛州澄泥砚的传承，蔺永茂老先生告诉笔者，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的良性传承梯次最为关键。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他，不但早已把绛州澄泥砚的发展重任交给了儿子蔺涛、儿媳解玉霞两位大师级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而且还早早就着手对第三代传承人、孙子蔺子麟的培养：从培养孩子对绛州澄泥砚的兴趣入手，到大学确定陶艺专业的选修，再到出国留学开阔眼界，应该是做到了未雨绸缪，水到渠成。孩子现在不单是已经投入到创作实践当中，而且出手不凡，第一次参加2019年第四届山西省文化产业博览会的作品《“祝”福砚》，就以用材大胆、创意新颖的“对砚”形式，一举获得金奖。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眼前一对分别以澄泥和白泥烧制而成的褐、白相衬、憨态可掬的《“祝”福砚》，还有双层雕工、体态厚重的云水系列砚，造型舒展、诗情画意的荷叶随形砚，掌心大小、团圆造型的系列微型砚，既继承了传统砚品的端庄稳妥，又有突破传统的浪漫自由，的确令人眼前一亮。

笔者由此又联想到蔺永茂先生对后来者的深切期待：传统的制砚“秘法”，我们不但摸索解密掌握到手了，还实现了发展创新。但是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审视，绛州澄泥砚的制作工艺，还有很大的拓展提升空间。我们必须拿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工艺绝活，比如白泥、釉面等新工艺的进一步研发探索，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绛州澄泥砚的辉煌，老先生的期待，又让笔者想起曾经看到文化园展区楼梯过道的玻璃护栏当中装饰着的各式各样的破损残砚，看到厂区窑炉附近如山的残缺废砚，看到老宅院旧窑炉四围房屋台阶下镶嵌铺垫其中的早期烧制失败的砚身，和房间里存储的一堵一堵如墙的澄泥砚成品。脑海里又浮现出蔺永茂老先生的那句感慨：“金字塔的辉煌，是靠一块块塔石垒起来的，如果没有平时搬运塔石的积累，金字塔的辉煌只能是海市蜃楼。”正是他们几十年不计功利、不辞辛劳、不停搬运“塔石”，才堆积垒砌起规模空前、雄伟壮观的民族文化的金字塔！而这尊砚品金字塔，现在仍然在承传者儿子蔺涛、孙子蔺子麟手中，富有创造性地继续拓展、增加着它的高度！

随后和帅小伙蔺子麟谈及其的制砚感受，更让人看到了绛州澄泥砚健康传承的新希望：“当砚坯入窑时的无限想象，在一百多度高温中出窑时的迫切期待，还有面对作品破碎裂纹的心碎，和看到一方砚台完整成功的喜悦，尤其是看到作品出现超乎想象的窑变效果时的美妙感觉，觉得这就是在真切体验着与爷爷和父亲点点滴滴的承传过程。”

他还这样诠释自己的砚品创意理念：“就是想在传统审美的基础上，融进现代审美情趣，使它适合更多的当下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喜爱，毕竟，传承发扬下去的对象，是年轻人，是后来者。”

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新“秘方”

祖孙三代结构明晰的承传梯次，几十名不同级别专业技术骨干组成的结构稳定、素质有保障的研制创作团队，和由这一坚固基石凝聚而成的内生动力，便转化成蔺涛胸中已经绘制完成并且正在努力追求的蓝图——

一方面要谨记省委书记楼阳生提出的发展要求：“不仅要把传统技艺打造得炉火纯青，还要不断创新，追求更高的艺术价值，通过展示、拍卖、鉴赏等手段，把‘山西三宝’推向国际，进一步弘扬传承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借“山西三宝”这块金字招牌，以绛州澄泥砚文化园为依托，力争把绛州澄泥砚研究中心这个集科、工、贸于一体的工艺美术企业，发展壮大成有规模、有档次的民族文化产业，进而带动新绛、山西乃至全国的民族工艺美术产业，获得一个更高大上的发展局面。

而要实现这一切，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得以传承，就必须创作出适应时代的文创作品。我们目前正在与国内几个有影响力的文创公司合作，运用现代科技对历史上存留的精品砚台进行一比一复制。同时成立一支年轻的高素质的文创团队，结合年轻人的审美观，从包装到产品更新换代，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求。

笔者由此又联想到蔺涛在他著述的《中国名砚澄泥砚》一书中的两块内容——一个是对当代各地澄泥砚研制成果与经营状况的集中介绍，再一个是设专章详尽介绍绛州澄泥砚制作工艺，便忍不住要追问：难道就没有对顾客流失的顾虑，就不怕“秘方”被别家企业学习借鉴，反超上来，优势尽失？

蔺涛笑呵呵解答道：首先，三十多年探索、发展、创新的经历与所取得的成果，让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我们既然靠独到的工艺品质赢得了市场，制作技艺也独家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那么我们也一定会通过新的不断探索与创新，保持在这一行业当中的领先优势，并不断提速跨越，努力把绛州澄泥砚做成当代人有口皆碑的“绛州第一”！

至于旧时代的“秘法”之说，那都是历史的局限，我们不能去苛责古人，但可以优秀自己。在网络科技迅猛发展、知识信息快捷传递共享的新时代，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以共享互利的理念，在互信友好的融洽关系当中，与制作澄泥砚的同仁们互相交流学习，一起切磋进步，兼容并蓄各家优长，去赢取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广阔天地，共同发扬光大这一民族瑰宝。

当然，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遵纪守法、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对于剽窃行径与假冒伪劣之举，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坚决与之斗争。这虽说非常辛苦艰难，但必须坚持，因为这既是在保护我们守法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是在保护广大绛州澄泥砚使用与收藏者的合法权益，更是与中国的法制建设一起成长。

蔺涛的话，让笔者感受到了这位年轻的制砚大师、绛州澄泥砚的领军人物所具有的开放、包容、谦虚的胸襟、视野与抱负，这样的现代理念与非凡气度，不正是绛州澄泥砚之所以能够得到承传发展、荣登“山西三宝”的可褒“秘方”吗？！

李云峰/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