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源远流长的诚信精神

诚信是指诚实无欺，讲求信用。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和发展。社会是人交往关系的产物。要使这种交往关系能够正常运行，社会就必须确立一些基本的规范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诚信就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规范。

从词源上讲，“诚信”乃是由“诚”与“信”两字所组成的一个合成体。“诚”是真实无妄，不自欺，不欺人。在《中庸》里，“诚”是一个最高范畴，是“天之道”，又叫“至诚之道”，是天赋予人的本性与道理。至诚的人，不仅自己取得成就，而且自觉及于万物，行于他人。求诚的人，择理明善，执着坚守，不懈追求生命的崇高境界。《说文解字》上说：“信，诚也”；“诚，信也”。可见，诚、信二字都有诚实不欺之义。二者的区别在于，“信”略重于个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面；“诚”则着眼于反省自身的人性存在。在“诚信”这一概念中，二者相辅相成，互训互证，表现出一种内外一体的整体意义结构。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优良传统中，从来不乏诚信思想。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学派互相驳难，却一致倡导诚信的道德规范。在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已出现关于诚信的记载，《书·康王》中有“信用昭昭明于天下”，《周书》中有“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等等。历经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一直坚守着诚信的道德准则。可以说，诚信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内化为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

一、虞舜——诚信思想的始创者

《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而明德则以修身为先，修身又以正心为前提。人之“心”，乃是“德”的主宰，所以“正心”则最为重要。据《尚书·大禹谟》，舜帝不仅把帝位让给了大禹，还把治理国家的“十六字心传”授予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段话的意思，宋人蔡沈在《书经集传》中解释得颇好：“心者，人之知觉，主于中而应于外者也。指其发于形气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道心难明而易味，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杂形气之私，‘一’以守之，而纯乎义理之正，道心常为之主，而人心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其中矣。”这说明，“人心”与“道心”的差别主要就是“私”与“公”的差别，也是“正”与“邪”的差别，修身正心，也就是要让“道心常为之主”，让人心听命于道心。

在“十六字心传”中，虞舜在中华文明史上首先提出了“诚信”之思想。“允执厥中”之“允”，《说文》的解释是：“允，信也。”《辞海》的解释是：“应许、公平、诚信。”《汉语大字典》的解释有多种，其中包括“诚信、公平、答应”等。在“诚信”含义的例句引用中，《汉语大字典》引用了《尚书·舜典》的一句话：“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辞海》则在“允执其中”的条目中直接引用了“允执厥中”。当然，“允执其中”与“允执厥中”虽有一字之差，其含义则完全一致，前者是尧传给舜的“四字心传”，到了舜传给禹时，则扩展为“十六字心传”。舜的扩展，重点是强调了“心”的作用，强调要保持“道心”的精纯和“道心”守护上的专一；而“精”与“一”的结合，就是正心诚意，二者的统一就凝聚在“允”字上，亦即诚信之上。

那么，什么是“诚信”呢？《尔雅》和《广雅》都训“诚”为“信”，《说文》则“诚”与“信”互训。也就是说，“诚”与“信”含义相同，与“允”的含义相通。在“祖述尧舜”的儒家经典中，最早对“诚”进行论述的是《孟子》。《孟子·离娄上》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在孟子看来，“诚”是自然（天道）和人类社会（人道）的最高道德原则。其后的《荀子》则认为“诚”既是养心修身的根本原则，也是大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荀子·不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夫此有常，以至诚者也”。《孟子》之前的《论语》，虽然没有提到“诚”，但多处提到了“信”，这说明孔子是很重视“信”的。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在曾子的“三省”中，也有一条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从孔子及其门人的语言中可以看出，所谓“信”，首先就是待人接物的表现。人与人之间，是以言语和行为来互相交往的，口里怎样说，行动上就怎样做，这就是诚实的态度；这一刻怎样说，下一刻一定要兑现，这就是诚信的品质。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子贡曾经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孔子认为“士”可分为三个等次：其一是“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其二是“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其三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子路》）。第一等次的士人是干大事的官员；第二等次的士人道德修养好，至少在他所生活的圈子里是小有名气的；第三等次的则是普通人，“硁硁”是谦虚而坚正之貌，“小人”既指人品低下之人，也指地位低微之人，这里是指后者，意思是说，即使地位低微，也应该谦虚而坚正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由此可见，“言而有信”是对所有人的基本要求，所以孔子又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这是强调在待人接物中要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不欺人是诚信的第一要义。但欺人者在欺骗人的同时，往往也是在自我欺骗。所以诚信的要义除了“不欺人”之外，也包含有“不自欺”的意思。

“言而有信”即“守信”，是“诚信”的第二要义。《中庸》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中庸第二十章》）这里，从获乎上、信乎朋友、顺乎亲到诚乎身、明乎善，同《大学》的“三纲八目”一样，显然是有着逻辑递进关系的，而“信”与“诚”则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获得皇上（或上司）及朋友的信任，这需要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来证实，而“明乎善”与“明明德”的涵义相同，是“诚乎身”的思想前提，“诚”正是“善”的内化，通过对“善”的理解和把握，使之融入人的心灵，内化为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然后再外化为道德行动，从孝顺父母开始，再到获得朋友、皇上（或上司）的信任，从而治理好民众，这也就是孔孟“祖述尧舜”所指出的修齐治平的思维路径。

二、盐商——诚信思想的接力者

盐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人之一。后来从盐商起家的晋商沿袭着经商脉络，发展成中国“十大商帮”之首，赓续着盐商的“诚实守信、重义轻利、俭约克己”的经营理念。经营理念和经营之道是不同的，经营之道在商业体系运营中细化为具体的措施、办法和路径。经营理念是无形的，是经营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当今所谓的企业文化。诚实守信是盐商文化的灵魂，是经营理念的基础和核心，它应用于生意买卖上，贯穿商业活动中：以诚信为本，质量第一，不弄虚作假，以信用为上，取信于人，大小顾客一律平等相待，以诚相待。

传说，猗顿是盐商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史记·货殖列传》中有“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的记载。猗顿长途运盐、贩盐东向齐鲁，西向秦界，“十年之间，其息不可及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太史公称赞道：“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其猗顿谓乎？”猗顿的名字也作为“猗氏”一个县名镌刻历史得以流传。明清时期运城盐商将“用盬盐起”而成为巨商富贾的猗顿视为当然的商业之鼻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和道光十七年（1837），当地商人对猗顿墓冢进行了两次大的募捐重修，前来凭吊的商贾明贤不计其数。清代诗人郭为观在《过猗顿故居》“中条山绕涑水潴，猗顿当年有故居。豪富昔曾侯伯拟，姓名今仅商贾知。散金岂解陶朱术，畜牛字空传货殖书。寂寞古城原下路，千秋过客几踌躇”，不无表达对猗顿这位大商人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猗顿祖居鲁国（今山东）肥城，为耕读世家。猗顿年幼时，家境贫寒，过着“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的苦难生活。正当猗顿贫困潦倒之际，听到“三致千金”的陶朱公大名，他决心向这位商贾巨富又仗义疏财的陶朱公请教致富门路。

陶朱公，名范蠡，字少伯，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越国为吴败时，跟随越王勾践赴吴为质三年，回越后助越王卧薪尝胆，灭了吴国。当越王勾践大获全胜，凯旋的时候，范蠡却急流勇退，辞别勾践，隐姓埋名，浪迹天涯。后在齐国陶地（今山东定陶西北），定居下来。他以为，陶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为经商有利之地。故十年之中，三致千金，能聚能散，时为巨富，人称“陶朱公”。

陶朱公早闻郇瑕之地，地沃饶而近盬，是可居之地。故巨富之后，隐居来到古郇。据说，陶朱公当年就隐居在孝义村（今临猗太范村）。现太范村范家巷大门上“陶朱故里”巨幅匾额尚在。死后葬在陶村（今盐湖区陶村镇），在陶村镇陶家巷前有一座坟墓，立有石碑，上写“越名臣陶朱公大夫之墓”。陶朱公看到河东大地，荒原沃野，平坦无际，气候温和，草茂水聚集，又有盐池之利，不由感叹道：“真乃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天赐宝地。”

猗顿登门向陶朱公讨教致富之道，两人一见如故，促膝长谈。陶朱公向猗顿传授了致富经验，并根据河东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传授他八字真经：“了欲速富，当畜五牸。”即你想很快致富，那就是畜养五种（牛、马、猪等）母畜。猗顿听后，茅塞顿开，连声称赞。

俗话说：“母牛生母牛，三年五头牛；母羊生母羊，三年挤倒羊圈墙。”不出几年光景，猗顿靠诚信经营将畜牧业迅速发展壮大。

畜牧业得以壮大，农耕得以恢复，有了雄厚的资本时，猗顿又计谋差制盐、贩盐，大搞长途运输事业。古郇地靠近运城盐池，他自己又有成群的骡马，运输脚力当是最有利的条件。如将本地的池盐贩至运城以外，那将是一本万利。一方面可以缓解池盐的积压与滞销，另一方面可使畜力人力投入新的行业，扩大经营，真是一举两得，事半功倍。

运城盐池，南接中条山，北依郇瑕地。因受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影响，不需煎熬盆煮，自然结晶成熟，资源丰富，运输便利。猗顿组织人力，垦地为畦，向畦内浇灌卤水，扩大晒盐面积，缩短晒盐周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五六天便可成盐。

池盐晒出来之后，如何运出去？猗顿经勘察后，开辟了两个运输主线。一是组织人力在中条山开辟出一条运输出路，使畜驮车载池盐，从山的北脚下运往山南，销往齐、晋、豫各地；二是修筑了一条由禹都经过郇向西经黄河渡口的百余里长的盐运古道，也称“盐车路”“官道”，把池盐运过黄河，输往秦蜀各地，并通过秦界通向西域，首开“国际贸易”先河，真正成为中国古代商业鼻祖。

由于猗顿晒盐、制盐、贩盐，诚信至上，遂取得巨大成就，堪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因此，运城盐池也称作“猗氏盐池”。《左传》记载：“鲁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民乐，不可失也。”

三、关公——诚信思想的践行者

关公，作为汉末群雄争锋时代叱咤风云的战将，生前为将为侯，死后却被封王封君、称圣称帝，登上中国神坛，罩上神中之神的光环，被奉为万能的华夏第一神，以致“庙食盈寰中，姓名走妇孺”，千余年来，为历代统治者和普通民众上下共仰，为儒、释、道三教共崇共尊。从泱泱神州到五洲大地，中外同供同奉关公，关公逐渐成为世人尊崇的偶像，海内外形成了内涵丰赡、覆盖面极广的关公文化现象，确为史上所罕见。

历稽二十四史载籍，中华名将如云如雨，不胜枚举。然则何以唯独关公为史家公布为“古今名将第一人”，为世人“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以致“显当时而且神后世，耀光炳灵，赫著千载”？

在朝代兴亡的中国战史上，辅佐君王横刀立马、创建天下者有之，功勋盖世者有之，精忠报国者有之，帝业大成晋爵封号为侯、为公、为王者有之，但多在当世，如关公死后为历代王朝屡予谥封者则史所未见。这些异乎寻常的史实成因，时有论者断言为封建王朝愚民的统治手段，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借封谥关公以笼络汉族人心、软化汉族反抗的一种策略。这样对神化关公这一史所罕有的历史现象的判断未免过于草率和片面。其实，关公精神乃中华传统美德的集中承载。

诚信，是关公文化的核心。守信用、重然诺，这是关公的重要品质。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强大，从未动摇。关公在曹营虽受厚恩，然“常怀去心”，曹操对此感到不解，派张辽去探问。关公则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对于曹操的恩义，则“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在解白马之围后，毅然决然离曹而去，五关六将也难以阻挡。在辞曹书信中，关公曾许下诺言：“尚有余恩未报，俟他日以死答之。”《关帝圣迹图志·圣帝文辞》中的“帝归先主谢曹书”云：“他日幸以旗鼓相当，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报秦穆者乎。”

又云：“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上，普照万方；心在人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羽昔投诚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新受明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臣得会，觅迹求功，斩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之恩，满有所报。其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

关公这些关于信义的表白及郑重许诺，字字真诚，掷地有声。后来，在赤壁之战中，关公果然宁愿违犯军令状被杀头，也要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在三国人物中，关公可以说是“信义卓著”的名将，作为关公敌对势力的曹操，对其信义也深信不疑。当关公降曹时要曹退兵，别人怕其中有诈，曹操却坚信关公“必不失信”。如果说关公的义到了超越敌我的程度，那么关公的信同样超越了敌我。纵观关公的生平活动，诚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关公已成为诚信的化身。换言之，诚信精神，是关公文化中闪光的亮点，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和推崇，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四、诚信——河东人永远的基因

如果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的滋养，那么，关公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无论怎样的政治原因和地域原因，都是动摇不了的，都是取消不了的。人们崇拜关公，实际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完全是信服他的神异的灵验，乞灵于他的神力，而主要是敬佩他的道德人格，他的伦理品质。他的诚信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他的仁勇品质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集中体现。他所坚持和践行的春秋大义，是我们民族生命的DNA，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遗传因子。崇拜关公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的见证。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两岸三地的民众中，在华人世界的人群中，这是大家共有的文化向往，是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共同认知，是所有中国人民和所有华裔一致的民间意识形态。

试想，若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诚信，那么就难以和谐。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弘扬关公文化正逢其时，因为关公的诚信精神，是立国之本、和谐之本；立业之本、经营之本；立身之本、做人之本。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和谐是一个动态、有序的状态。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虽然因出于生存的压力产生了过度的竞争，但人们对谋略的热情总不能遮掩其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大同社会的向往。仁政、民本思想的提出，“天人合一”理念和兼容并蓄方法的运用，都具备和谐理念的闪光。特别是当今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各项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的环境中，社会失信现象十分严重，我国社会诚信道德成为相对紧缺的资源，可见诚信是和谐社会的道德根本要求。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普遍价值，诚信要求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另一方面诚信又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准绳，是公民的一种道德品行，在公民个人道德品行的养成及其人生历程中起着基础的作用。诚信是友爱的前提。缺少诚信，人与人之间就会失去信任，就会猜疑，人际关系就会处于紧张和摩擦之中，自然就谈不上友爱；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友爱，其伦理关系就不会和谐融通，就不会互相帮助。一个缺少诚信友爱品性的国民组成的社会，绝对不可能和谐。关公文化的社会力量很大程度上维持了正常社会的某种良好秩序。有了这种对正义和品格价值的认同，社会才不至于在贪欲等诱惑中完全沦陷。因此，关公文化的核心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这是因为，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综览当代河东大地，诚信的人与事不胜枚举，“还债局长”胡丙申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胡丙申原为夏县某局局长，因扶持农民脱贫，担保小额贷款近百万元。后因农民无力偿还，自己便与妻子节衣缩食，退休后靠给别人打工，把银行贷款如数还清，谱写了一曲当代河东人的“诚信之歌”。

秦建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