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阳关帝庙与传统礼俗文化

关羽 （资料图）

□王群韬 侯杰/文

灌阳关帝庙，又称武庙、西关协帝祠，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古灌阳县城郭西门外，即今灌阳镇解放路，毗邻县直一小东南侧。现存庙宇建筑坐西北朝东南，整体保存状况较好，为广西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保单位）。据关帝庙内现存的碑刻资料可知，该庙最早曾于明万历四十八年重修，后又于明天启元年、崇祯三年、清康熙三十五年等时期经历多次修缮、补葺。清康熙《灌阳县志》地图上的城关西门外也标有这座关帝庙。

灌阳关帝庙正殿供奉关圣帝君，即蜀汉将领关羽，庙内留存有万历四十八年《关圣帝君庙貌碑题》、天启元年《西关协帝祠雕粧关圣帝君引》（碑额题为《关圣天尊碑题》）、崇祯三年《鼎建关祠公厅碑记》等十五通明清时期碑刻资料，详细记录了该庙的历次修葺情况、参与人群构成及相关祭祀活动，颇具史料价值。其中，天启元年《西关协帝祠雕粧关圣帝君引》记载关帝庙中供奉“西关故祠像”之外，又“镌绘圣像一尊，冠曰冕旒，眼曰华衮”的具体形态。万历四十八年邑人刘大缙（万历十六年戊子科举人，历任云南归化县知县、蒙化府同知，今灌阳徐源刘氏家族先祖）撰写的《关圣帝君庙貌碑题》则突出体现了灌阳关帝庙与传统礼俗文化的紧密关联，其具体呈现的历史文化内涵包含了国家祀典之“礼”、民间信奉之“俗”两大文化要素。

刘大缙的碑文论及了关羽崛起于东汉末年、神武忠义之功绩，及后世对其的尊崇、赞颂。据相关史籍记载，关羽因“忠义千秋”的气节，自北宋以降受到历代统治者大力推崇、褒扬，地位不断上升。至光绪年间，对其累加封号已至26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与加封尊号相对应的，是国家祀典对关帝的高规格官方祭祀：从中央至地方皆定期派**到当地的关帝庙致祭。至清代，关帝祠庙成为官方正统祭祀的重要内容。官方祭祀关帝之目的，一方面在于借助其神力护佑本朝国运之兴盛，这属于信仰层面的动因，正如刘大缙所谓“我明即汉室”“与明造福”的期望；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其忠义仁勇精神的认可和推崇，以广泛修建关帝祠庙、定期祭祀的方式，标榜宣扬忠义道德、淳化士风民俗，有助于推行传统道德教化、维系社会礼法秩序的稳定，这属于社会层面的现实功能。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最终都指向了捍卫本朝统治利益这一根本立场和现实目的。

实际上，关帝不仅受到历代国家政权的推崇，也成为儒、释、道三教共尊之神：作为古代国家祀典和礼制的主导者，儒家士大夫等知识分子对关帝极为推崇，尊称其为“武圣”，地位几乎与儒家至圣先师孔子（文圣）并列；佛教尊称其为“僧伽蓝摩菩萨”“护法伽蓝”，以其忠义勇武守护佛法；道教则尊称其为“崇宁真君”“关圣天尊”“关圣帝君”。可以说，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主体的儒、释、道三教，都对关帝的道德品质、圣贤地位和现实的社会教化意义给予了充分认可和积极推崇。

另一方面，刘大缙在碑文中记载“善信徐子一言、陈生弘猷、吴子鸣凤等奋起捐资，重修庙宇”的事实，则反映出一般民众的修庙尊奉行为。徐一言、陈弘猷、吴鸣凤等善信在“遵奉新式，举圣像而新之，列于旧像之左”，又“同会众等同塑一尊，列于旧像之右”，即增塑了两尊关帝圣像，这样一来，当时的灌阳关帝庙中实际上有新旧塑像三尊：旧的关公圣像居中，两尊新塑的关帝圣像列于旧像之左右。这种在重新修葺庙宇时保留旧像不动而在旁侧增塑神像（同一神灵）的做法，是明清时期民间社会常见的信仰现象，突出反映了基层民众“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实际上，区别于国家祀典之“礼”，一般民众的信奉活动更多地蕴含着民间“俗”文化的内在逻辑。

明清时期，随着国家正统教化体系在地方上的持续深入推行以及《三国演义》等小说和各种“三国戏”“关公戏”的广泛流传，关羽“义薄云天”“忠义千秋”的高大形象在中国民间社会家喻户晓、影响深远，关帝祠庙遍天下。在一般民众的认知和理解中，关老爷不仅是忠义神武之化身，而且还具有司命禄、主财运、赐福保安、治病驱邪、降雨甚至送子等法力，可谓是“全能”之神。明清时期许多乡村还流传着遇到旱年就到关帝庙祈雨的信仰习俗，有“关老爷磨刀就下雨”之说。每逢农历六月二十四“关老爷圣诞”，不少地方的关帝庙还要举行盛大的庙会，民众进庙烧香、供奉祭品，向关老爷祈福，有时还会献演戏剧（通常包含一些“三国戏”）。可见，民间社会对“关老爷”的信奉、祭祀，本质上是一种民俗文化传统，并且与地方习俗密切相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

总的来看，灌阳关帝庙的历史与传统礼俗文化联系紧密，庙内现存的《关圣帝君庙貌碑题》突出反映了国家祀典之“礼”、民间信奉之“俗”在地方关帝祠庙修建和崇祀活动中的实际关系。不难发现，对于关帝庙这一文化符号，古代国家祀典所承载的官方正统礼法体系与民间信奉活动所遵循的地方习俗逻辑实际上是以两个不同的层面展开，各有侧重，又相互交织，实现了“礼”与“俗”的结合，共同构成了地方关帝祠庙礼俗文化传统的丰富内涵。（《民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