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得“闲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

世上喜欢听好话的多，喜欢听闲话的少。

　　“闲话”，是背后议论他人是非的话，多是不满的怪话，属于不认同、不支持、不赞赏的不同意见，能听得“闲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

　　毛主席是个能听闲话的人，也是个极力提倡听闲话的人。

　　1945年4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提出要听“闲话”，他说：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毛主席所说的雷公的事情，发生在1941年夏天的杨家岭，有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小礼堂开会，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礼堂的一根木柱子被雷电劈断了，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因雷击身亡。碰巧的是，固临县一个农民牵着毛驴赶集，毛驴也被雷电击中死了。这个农民于是逢人便说“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句话传到了一些地方干部耳朵里，要当反革命抓起来。毛主席听到这件事后，不但没让地方去追查，反而派出了调查组，去调查老百姓这样骂的原因。经调查发现，是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太重了，群众有意见，借雷劈事件发泄不满。毛主席于是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将征收任务从二十万担(每担三百斤)减至了十六万担。

　　听闲话，成了毛主席改进工作的方式。

　　1945年5月2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问题，提出要“下决心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他说：

　　“你不大来，我就去；你口里有许多闲话，我长了耳朵，这个耳朵听不完那个耳朵听；你说那边窗户开得不够，我就连这边也打开。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的人，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

　　1945年5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结论报告，提出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我们要学会听闲话，我们长两个耳朵就要听闲话。我们的党员有意见要在组织里面讲，不许在组织外面讲，这是一个原则。但是还有在组织以外讲的，那是闲话，这也是事实。我不是提倡小广播，不是要大家在七大以后去大搞小广播，我是说小广播是存在的，哪一年也有一点，我们要去听，去收集材料。”他结合自己的经验强调听“闲话”的重要性，他说：

　　“我就有这个经验， 许多话就是从闲话中听到的。例如，说什么陕北人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为什么陕北红军不编一个师？说什么张国焘学问好，毛泽东学问不好。说什么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些都是闲话，对这些话我怎么看呢？为什么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二十万石，还要运公盐六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因为我也主张征收二十万石公粮，主张去运盐。当时不运盐也不行，但是运得久了就不好。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年公粮减少了，一九四三年也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

　　“为什么说张国焘的学问比我好呢？就是因为批判张国焘路线把人家整苦了，抗大派去的十八岁娃娃当指导员，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拿老百姓一个鸡蛋也是张国焘路线。三八五旅的旅部打电报给留守兵团司令部反映这些情况。我说再也不要整人家的张国焘路线了。那个张国焘路线好不好呢？我说当然不好。但三八五旅的同志他们从另一方面想，张国焘没有整他们的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就整了他们的张国焘路线，所以张国焘的学问就好，毛泽东的学问就不好。我是不是也承认了这一条呢？我承认了这一条，必须要承认这一条。”

　　“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是有原因的，说我的学问比张国焘差也是有原因的，要分析这些原因，要解决问题。”

　　毛主席还说：

　　“要经常存一个心，就是总怕对不起地方，如果我们出了错误，就允许地方同志批评我们， 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二十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

　　1948年1月15日，毛主席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说：

　　“不论是错误是缺点，哪怕是很小的，我们都要准备修正。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的机会。党校闲话很多，我们让他讲，这叫合法的闲话（军队里叫作怪话）。闲话有两种，一种是好人讲的，一种是坏人讲的。如果是好人讲的，说明你这个领导在工作上很可能有问题。我们讲党要听闲话就是这个道理，注意收集不同的意见。我们需要像拣破铜烂铁一样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经过熔化，准备修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错误。我们准备收集不同的意见，并且已经有了决议，不同的意见公开地讲出来，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正确路线的领导之下也会有缺点错误，如黄河之水滚滚而流中间还会有几个小泡，我们多收集各种意见，认清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1954年12月19日，毛主席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谈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他说：

　　“宪法的实施问题，巩固人民民主制度问题，政协可以向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意见。政协委员提意见，特别是发议论，说闲话，只要不是破坏性的意见，只要是建设性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提了也有好处。提意见是合乎章程的。”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所谓让群众讲话，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他说：

　　“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毛主席在会上还讲了一个郦食其见刘邦的故事，他说：

　　“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

　　1972年12月，福建省甫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自己的孩子在下乡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信中说：在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停发后，我插队的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里吃黑市粮过日子。我的孩子在山区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粮食不够吃，而且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吃油吃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毛主席读了李庆霖的信后，于1973年4月25日复信说：

　　“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随后，毛主席批转了这封信。次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这封信反映的问题，着手解决李庆霖所反映的问题。4月30日，周恩来将几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事内容的报告以及《关于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座谈会的情况报告》和国务院《关于组织调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简报》上报毛主席。李庆霖的信成为国家知识青年政策调整的契机，下乡知识青年运动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逐步得到了改善和解决。

　　1973年12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要求听取不同意见，要“少吹多批”，他说：

　　“中国人有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犯点错误呢，改掉就好。那个乡村里头，工厂里头批起来也厉害，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甚至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有人说那里头有刺，我看了相当好啊，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

　　能够听“闲话”，提倡听“闲话”，是毛主席改进工作的重要方法，是毛主席避免重大工作失误的重要法宝，他能做到这一点，跟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密不可分，是他掌握了哲学武器的结果。

　　毛主席在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其中的片面性，就是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如果片面地看问题，“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他说：

　　“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听得“闲话”，百事可做。毛主席把听闲话当成一种习惯，并保持一生，这是一个做大事的人所具备的品质，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

耿来意 /文     来源：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