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族何以从河东迁移

夏族原分布于豫西和晋南地区，及至商人灭夏，夏人便四处奔散。其中重要的一支是沿着山西吕梁山和太行山之间的通道，从南往北迁移，一直到内蒙古、甘肃、青海、辽西一带。”在内蒙古境内发现的朱开沟遗址就是夏文化的代表。

夏人在商人的压迫下，先迁入了晋南，这应该是先周人的土地了。但是商人的追击很快就到了晋南，这时周人就开始跟着夏人往北继续迁移了。“过了晋中地区，夏人分东北与西北两支走。周人大约是随夏人往西北到了朱开沟的，因为在朱开沟文化中有许多文化因素再现于后来在陕西境内发现的先周文化考古遗存中”。

李峰先生就曾经指出：“朱开沟的蛇纹陶鬲、盆等器形均与先周文化有类似之处。”李伯谦先生也指出了：“蛇纹鬲这种器物特征鲜明，最易识别，把它称这之为朱开沟文化的标准化石是十分恰当的。从目前掌握的资料，蛇纹鬲分布的范围很广，西到鄂克托旗，东到敖汉旗，南到陕西扶风。．．．．．．扶风、敖汉旗出土的蛇纹鬲数量极少，显然是朱开沟文化影响所致。”

由考古文化可知：在朱开沟文化第四段时，夏人入住此地，到了第五段，可能由于商人的继续追击，夏人只好继续迁移。而其中的一支可能是向西迁移了，而周人也随着这支夏人向西迁移。因为在古代所保留的大量的神话中，都有后稷（此处后稷当是夏末时先周人的首领）足迹及于西北地区之说。“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和的传说，意义就是不容抹杀的。我觉得如果细心推求，其中不乏启示。”

例如，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说：“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人] 国西”。郭璞注云：“在广都之野”。又，《山海经．海内南经》曰：“氐人国，在建木西”。又，《山海经．西次三经》载：“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实维帝之平圃，．．．．．．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另外，《淮南子．地形训》中载：“后稷龚在建木西。”

任乃强先生指出：“《西次三经》有崇吾之山至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全在河西徼外。其路线与周穆王西巡至西王母国路线相当。．．．．．．与《穆天子传》表里相应”。而《穆天子传》现在已有学者（如杨宽等人）考证，基本属于历史。

另外，“‘乐游之山’若即《穆天子传》说的‘西济于河，爰有温谷乐都’，其地应在河西武威县界”。（23）武威县在今天的甘肃境内。

另外，对于“槐山之江”，任乃强先生认为“此经文槐山之江，应在今敦煌玉门之南属祁连山脉两端。”至于“建木”则在昆仑山之上。

《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载的葬后稷的“氐[人]国”，地望在今天的甘肃敦煌一带。

由“建木”、“氐[人]国”、“昆仑”等知后稷的足迹曾经远及甘肃敦煌以西。

先周人随夏人从晋南北迁，到朱开沟，然后又向西至到敦煌一带，于是在敦煌就有了关于后稷的传说和地名。后稷（应该是夏末商初的最后一个后稷）很可能就葬在了敦煌附近。

《史记．周本纪》载：“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国语．周语》中也载有：“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可见，在夏末时是不窋失官，所以，葬于敦煌附近的“后稷”很可能就是不窋的父亲——先周族在夏的最后一个“后稷”。

周人从东向西迁徙，同样可以找到考古学上的根据。邹衡在分析了陕西和山西出土的器物后就得出了结论：“先周文化陶器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陶鬲，经过我们的分析，这两种陶鬲是有不同的来源的。联裆鬲是来自东方的山西地区，而分裆鬲反而来自西方的甘肃地区”，“在光社文化的中期陶器中，就有联裆鬲的发现。．．．．．．即先周文化的联裆鬲是从光社文化来的，而绝对不可能相反”。

  光社文化的时间，初期大约相当于夏文化的晚期及早商时期，而中期也不迟于殷墟文化早期。应该是由河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而光社文化的分布范围是：东不越太行山，西去包括山西中部、陕西的东部与北部，甚至及于河套地区，往南则到达吕梁山区的河光一带。

由此可推知，周人在夏末商初时代确曾经出现于光社文化的范围内，而后来出土的周的器具中又有甘肃齐家文化的影响，推测周人从东向西迁移，因为受这两种文化的影响。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初步断定夏商的分界线是在公元前1600年，那么姬周的迁移当是在此时了。

周人开始时随夏人迁移。后来，可能在不窋的父亲逝世后，姬周族和夏在敦煌附近分开，所以说：“不窋以失其官”。然后姬周族在不窋的带领下又独自向东南迁移，这就是所谓的“而自窜于戎狄之间”。

“先周族窜于戎狄之间的地理位置亦可得而说。《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唐代的庆州即汉时北地郡、清代的甘肃庆阳府。”可见此时姬周族就迁到了甘肃省庆阳附近，并居住下来。

在先周的迁徙中，公刘起了重要的作用。公刘，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尚书大传》云：“公，爵；刘，名也。”后世多合而称为公刘。据《史记．周本纪》：“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但是在《诗经．大雅．公刘》中却两次明确的提到了是公刘国于豳的：“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又“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诗经．大雅．公刘》的成文年代，据《诗集传》谓： “旧说召康公以成王将莅政，当戒以民事，故咏公刘之事以告之曰：‘厚者，公刘之于民也！’”可见《公刘》是成文于西周早期，以西周人自说先周迁国之事，当有所本。

并且，看先周史料，可发现凡是带领族人迁移的，都有详细的记载，如：公亶父、文王等，而关于庆节却除了“公刘卒，子庆节立”外没有更多的记载，反观公刘，却有大量的记载和歌颂，所以公刘国于豳应该更加可信。

周人在经历了不窋、鞠及公刘前期在甘肃庆阳附近的居住后，在公刘后期迁居于豳。《诗经》、《史记．周本纪》、《国语．周语》都说，在不窋前周人是从事农业的，因为“夏后氏政衰”，才“弃稷不务”的。当周人“自窜于戎狄之间”后肯定会受到戎狄游牧生活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周人应该还会保留其以前的农耕生活方式。实际上古代文献也记录了这一点。

《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诗经．大雅．公刘》中也录公刘在甘肃庆阳时的情况：“笃公刘，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积迺仓”，以及国于豳后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而且，公刘时周人也有了家畜养殖：周人祭祀时“执豕于牢”。这些都体现了周人固有的生活方式。

而在《诗经．大雅．緜》中记载了公亶父前期的生活：“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显然是受游牧民族的影响的。公刘时代早于公亶父时代，所以应该不可能例外。

现古学也证实了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准确性：先周稍早于太王的碾子坡的遗存大都和古文献记载相合。在碾子坡的住屋地和灰坑中发现了粮食的碳化物，经过鉴定，这些碳化了的粮食为高梁。而出土的农具有石铲和石刀，还有骨铲。这些都表明了在当时的生活中，农业生产工具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碾子坡的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猪、牛、羊、马等家畜的骨头，这显示了当时发达的畜牧业。这些和《诗经．大雅．公刘》中的记载都是一致的。

在碾子坡的住址中还“重复见到多种不同功能和用途的青铜工具和用具，如，属于武器的铜镞，缝纫使用的铜锥，以及生活中使用的青铜容器——鼎和瓿”，所以， “可以认为，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遗存是属于一种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也就是说，姬周民族在稍早于太王时代已处于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历史阶段了”。

碾子坡遗址中的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有：鬲、簋、豆、罐、瓿、甑、盆、瓮等等几十种之多，其中鬲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袋足鬲，一种是联裆鬲。很多学者认为，袋足鬲和戎狄之俗有关，而联裆鬲则是姬周固有的。

这些都说明了，周人在窜入戎狄之间时，除了受戎狄之俗的影响外，还有自己比较发达的青铜业和农业及家畜养殖业，这些都是姬周本身固有的，也是姬周区别于戎狄的明证。

从公刘后期到公亶父前期，姬周十世都国于豳，没有再迁徙。《史记．周本纪》中只是简单的记录为：“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