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司马迁的“三求”精神

    《史记》是一部处处闪现着司马迁身影的作品，司马迁用《史记》构筑了他的崇高人格和超俗情操以及坚持真理的不朽精神。最近，我通过读《史记》，查资料，更加感动和崇拜司马迁的求知精神、求实精神和求新精神。

    一、说求知精神。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史学世家，从小聪敏好学，在父亲的教诲下，立志为国家效力。后随父到长安，跟孔安国、董仲舒学习，亦当了朝廷郎中。为了让司马迁体察百姓疾苦，了解民间风情，看清社会潮流，探究人文历史，司马谈安排儿子周游各地，去调查研究，为写《史记》打好基础。在当时交通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司马迁踏着沧桑古道，南涉江淮流域，北游齐鲁大地，直到云贵边陲，还奉旨西征巴蜀，历遍名山大川和名贤故地。回京后，又在皇家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和资料，加之常常随驾出巡，使他的认识从理论到实践产生了飞跃。由于他胸怀天下，立志述史，坚持不懈地学习钻研，已经掌握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在父亲去世后，独自一人担负起写书的责任。他的《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

    二、说求实精神。司马迁继任父职升成了太史令，已着手写《史记》。没料到在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发生了“李陵事件”给他带来横祸，使他蒙受不白之冤。事情的经过很简单：为反击匈奴在边疆衅扰，武帝命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作为主将，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作为先锋，带兵作战。李陵只有5000步兵，初开始还是大获全胜，后来李广利不予配合，使李陵被匈奴大军包围，而全军覆没，本人被俘。李陵在敌营宁死不屈，还悄悄让伺候他的降兵给皇上捎去密信。谁知信落到李广利手里，李广利心生毒计，要置李陵于死地。司马迁深知李陵是“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常思奋不顾身，以循国家之急”的良将。于是，在朝堂上直言极谏，为李陵说情。多数文武大臣都是顺圣意而为，迁却理直气壮让皇上治主将之罪，结果皇上听信谗言，诛杀李陵全家300余口，司马迁也罪加一等，被判死刑。当年的西汉吏法严酷，要免除死刑，得交纳50万钱，或者接受腐刑。司马迁清廉为官，家里没有赎身钱，他曾经想过一死了之，但为了活下来完成史书撰写，忍辱负重地受了腐刑。遭受了如此羞耻和痛楚的腐刑，几乎让司马迁跌入了濒临死亡的精神炼狱。司马迁为救同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为写史书放弃了做人尊严。千古中国，只此一人。

    司马迁在狱中，发愤著述。虽然“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他坚韧顽强地活着，以牢房为书房，写到辛酸处，涕泪不止；写到愤怒时，捶拳诅咒；写到高兴时，放声狂笑。他在写到上朝的景帝和本朝的武帝的“本纪”时，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们的功过。武帝阅览后，没见溢美之词，遂令其删去一些章节。司马迁不给皇帝面子，坚持史实实录。西汉是刘家王朝，不要说汉宣帝和汉武帝，连汉高祖刘邦，在司马迁的笔下也被擦掉了神圣的光环，还原为普通人的面目。司马迁心底无私，爱憎分明，不畏权势，落笔公正。凭着他广博的学识，深邃的眼光，丰富的体验，大无畏的气魄，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观察分析人和事，他把注意力不是放在人物的名声上，而是放在他的行为和对社会的贡献上。他是中国历史上把普通人的生活当做历史主体来对待的第一人。他仇恨凶残暴虐，谴责虚伪狡诈，赞颂聪明才干，称美耿直善良，同情不幸者、失败者。他秉笔直书帝王功过，客观评论将相忠奸，真实反映人民意愿。两千多年来，许多文章都赞颂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三、说求新精神。50多万字的《史记》中写了4000多人物，够得上典型形象近200位，还有那么多的地名事件，都要经过司马迁研究分析史料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仔细加工筛选成文。司马迁学习探索了先秦文化精髓，面对3000多年的社会变迁和人文历史，发明了本纪、世家、表、书、列传的五体结构的述史方法，开创了叙事以写人为中心的先例。特别是那些精彩绝伦的“本纪”、“世家”、“列传”，是后世文史工作者传承借鉴，取之不尽的宝库。人们常说“唐诗宋词汉文章”，就是指这部千古不朽的《史记》。人们从《史记》中演绎出的戏剧就有百余部，生活中常用的成语典故也有百余个。在中国男女老少都能说出《史记》中的一些故事，《史记》也传到许多国家。鲁迅先生曾说：“司马迁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包罗万象，几乎猎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教化和感动了中国人几千年，也在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开国领袖毛泽东生前对《史记》爱不释手，战争年代也随身携带，行军打仗也不忘读《史记》。他说：“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我们应该读其书，学其人，弘扬其精神”。司马迁为《史记》而生，为《史记》而死的沉重苦难和献身精神，惊天地泣鬼神，他至死没见到《史记》面世，这是斯人的不幸，更是西汉王朝的悲哀。“一代君权痛蚕室，千秋史笔溯龙门”。当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与司马迁相比，显得多么的平凡而黯淡无光。

    司马迁生于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他从小接受古中国儒学文化和先民耿直秉义精神的熏陶，为完成述史大业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和思想基础。今天缅怀司马迁，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的研究，更包含着一种精神的复活，面对着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面对着打虎拍蝇挖蛀虫的反腐现实，司马迁精神又一次给了我们参照的标准。这就是我挖掘司马迁精神的意义所在。

    （张耀清/文  作者系河津市史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市乡镇企业局办公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