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在运城的滔天罪行

1937年冬，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三纵队一部在运城举行集会

七七事变后，日军为了武装占领整个华北，于1937年8月31日成立了华北方面军，下辖2个军，开始了武力侵占华北的战争。

1937年11月8日，在侵华日军第五师团和第二十师团的南北夹击下，太原被日军占领。此后，日军第二十师团沿同蒲铁路南下，于1938年2月28日，占领临汾和曲沃。侵华日军第一〇八师团沿京汉铁路占领了河南新乡后，由道清路入晋，于1938年2月28日占领了垣曲，接着日军大举南犯，于3月上旬，运城各县相继沦陷。

日军占领运城各县后，以运城为中心，根据大本营的对华作战方案，不断进行所谓的“肃正讨伐”“治安强化”，并利用特务、汉奸进行血腥统治，对运城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1.抓差拉夫 拆房毁庙

日军占领运城各县以后，为了长期据守，到处抓差拉夫，拆房毁庙，构筑工事、炮楼、据点。被抓的苦力在敌人的刺刀下干活，稍有怠慢不是遭到毒打，就是被狼狗咬死或被当成日军的活靶子刺死。全区被抓去修过工事和据点的民工就有300余万人次，其中有10%的苦力被折磨致死。被拆的民房不计其数，拆毁的庙宇有2000多座。

1938年冬，日军在解县二十里岭、席张、金井等地修建了炮楼，驻重兵把守。在解县城内则驻有警备队、宪兵队。在全区各县，日军设置大小据点四五百个，耗费了全区人民大量的人力和财产。这些据点实际上成了统治全区人民的魔窟。

1942年，日军为了对付中国驻军和游击队，采取在平原和山区交界处挖遮断沟及设无人区的办法，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日军称之为“惠民壕”，群众称之为“毁民壕”。在新绛、稷山、河津的北山脚下，挖了一条50多公里的封锁沟，宽7米、深5米，沟南筑的围墙有2米高，而且每隔1公里筑一座炮楼，沟外数十公里就是“无人区”。日军为挖掘“遮断沟”，抓苦力数万人。

为了修“遮断沟”，日军拆庙宇、民房无数。仅在新绛境内拆毁的庙宇就有吴岭庄龙王庙、泽掌龙王庙和三官庙、西庄三官庙和龙王庙、南北行庄东岳庙、北张东岳庙等。日军为了制造无人区，烧毁村庄数十座，使许多村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凄惨难书。

2.残酷“扫荡” 疯狂屠戮

从1938年8月至1940年10月，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调集重兵，配合第二十师团，对运城驻守的国军，进行了13次频繁地扫荡。仅1939年6月6日，在日军的大规模“扫荡”中，驻防中条山的国军第四集团军就伤亡了9600人，日军也遭到重创。

两年的“扫荡”与反“扫荡”，给当地军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日军在平陆县屠杀百姓6221人、抗日军人3000多人，烧毁民房42600多间，粮食损失30000石，牲口损失2000多头，难民有7000多人无家可归。在平陆县八政村日军据点，从3眼井里挖出3000多具尸骨。闻喜损失更加惨重，有一半以上土地荒芜，军民需要的粮食极端困难，伤寒虐疾流行，百姓苦不堪言。

1938年猗氏沦陷后，抗日县政府在孤山脚下的焦家营建立了根据地。日军3次“扫荡”，3次火烧焦家营，使这个仅有100来户、400多口人的山村，房屋被烧600多间，100余人被打死。

1938年10月29日，日军对虞乡东伍姓村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致使两个月内群众不敢回家，村周围人不敢通行。位于虞乡城南门外的两眼水井，日军占领后，变成了杀人井。投入井内的尸体就有500多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群众曾画过一幅“血泪斑斑木炭窑，白骨累累杀人井”的墙画，以记其事。

蒲州城设在蒋家巷冯家院的“矢田机关”（谍报处），大门口贴着“闲人免进，一棍打死”的告示。南厢房东间是三四尺深的水牢；上房走廊的柱子上挂的是疙瘩皮鞭、马棒、长棍、铁斧；南边过道是两个木笼，这些都是给村长开汇报会时准备的，如果汇报不好，就难活着出去。

在垣曲王茅镇有一条杀人沟，鬼子每次“扫荡”，都会把抓回来的老百姓或中国兵带到这里进行屠杀，几十个几十个地被刺刀刺死，或用大刀砍死，让新兵练活靶用。有时为了开心，他们还丧心病狂地把抓来的人身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因为在这里被害的人太多，群众称之为“万人沟”。

1938年农历三月十九，河津光德村东公路旁的日军电话线被抗日游击队割断，日军便对该村实行疯狂报复，将全村老少全部集中到村西崖柏庙土疙瘩的场地上，然后在村中泼洒汽油，点燃房屋，全村90%共计480余间房屋被烧毁。农历五月十八，日军飞机袭击河津，向高家湾村释放毒气弹，多数村民中毒身亡，遇难民众38人，其中大多数为妇女儿童。6月23日，日军在固镇村，残杀村民126人，仅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

日军占领河津7年半间，残杀无辜同胞最少不低于3000人。光是死于川崎特务机关长“狗熊”和驻固镇日军绰号“胡子”的路马之手的就不下150人。日军杀人手段残忍，骇人听闻，刺刀捅死、用枪打死、用火烧死、窒息闷死、抽血致死、狼狗咬死，无所不用其极。河津人民对其野蛮暴行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1939年4月16日，日本联队长藤田茂带领部下，到安邑县上郭镇上段村进行报复性大屠杀，村民94人被杀或被活活扔进井里，其中有33人是50岁以上老人，9个是10岁以下幼儿。6月14日，因夏县游击队经常在文德村活动，日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对该村进行了疯狂轰炸，之后又进村烧杀抢掠，致使夏县文德村房子被烧尽，128名村民被杀害。9月13日，日军坦克开进闻喜县裴社村，日军把手无寸铁的群众集中起来，进行集体大屠杀，有93名村民被杀害，300多间房屋被焚毁，大牲口被洗劫一空。

除此，日军还制造了平陆县“车窑惨案”和“马泉沟惨案”，夏县“崔家河惨案”“杨家窑头惨案”“赵家岭惨案”和“樊家沟惨案”，绛县“里册惨案”，安邑县“西沟村惨案”和“牛庄惨案”，万泉县“陈阎村惨案”等。其罪恶难以描述、罄竹难书。

3.利用汉奸 血腥统治

“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是日军侵华的基本方针。日军占领运城各县后，以驻守部队的特务机关长为主，扶持汉奸，建立伪政权和民众社团。1939年1月27日，河东道尹公署设置在运城，管辖36县，道尹王毅。10月10日，河东道地方事务局成立，同时在其中的23县成立了伪县公署。

1941年1月23日，在运城成立了警务署、山西保安司令部河东道指挥部。各县成立有宣抚班、灭共班、新民会、特殊武装自卫团、保甲自卫团。平时警戒，盘查行人，战时作向导。为了统治群众，他们设立了区公所、村公所，实行保甲制度。这些日伪组织都有日本特务机关人员作顾问。另外，还成立有保安队（即警备队）、警察所、宪兵队和武装特务工作队。自1939年始，他们让各村的“维持会”按户造花名册、登记人口、发放“良民证”。只有持“良民证”的人，才可在敌占区通行。日军在各据点设立路卡检查过往行人，没有“良民证”的人一旦被查出来，将以“中国兵”或者“暴民”论罪，被捕被杀。

日伪政权存在期间，从伪县长到伪区、村长、伪警备队长等都由日军物色中国人担任，实权完全操控在日军手中，各级伪政权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治安强化”的工具。

4.毒品残害 经济摧残 教育奴化

日军统治期间，还利用毒品残害河东人民。他们让一些群众种植罂粟，然后加工制成料面到处销售。永济常青一姓赵的财主被日军的毒品迷上了心窍，想通过种罂粟发财，结果自己的儿子染上了毒瘾，不久就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运城北相镇一个木匠，本是殷实之家，只因受日本人“鸦片可以治病”宣传，不幸染上毒瘾，最后导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只剩下7岁的儿子在社会上流浪。当时，受毒品戕害的老百姓为数不少。

1940年，日军在运城成立了山西省第十一营业税征收局，1942年在运城设立了山西省合作社运城办事处。目的就是在经济上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

日军为修建飞机场、跑马场、军用菜地，抢占了大量民田。而且碉堡四周禁止播种农作物，公路两旁不准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致使耕地大面积减少。加之日军大量宰杀耕作牲畜，造成畜力严重不足；战事频仍，成年劳力大部分脱离农业生产，导致劳动力十分短缺；在家的也是担惊受怕，无心耕作，趁空抢收抢种，多半耽误农时，造成土地连年荒芜，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减产，平均亩产只达到抗战前的4成。

在工商业方面，沦陷前河津商号约400家左右，日军入侵后，县城及各乡镇市场基本上全被日军摧毁，商户四散。部分资本较大的商户，移往陕西延安、西安等地。只有少数小商店、摊贩，为了养家糊口，勉强开业经营。1939年全县只有大小民营商店51户，只达到战前的八分之一。日军为了掠夺粮食，规定粮食为军用物资，实行粮食统购制度，不准民间经营粮食生意，居民不准私藏粮食，民营粮店皆被关闭。全县煤窑由战前的25个减少到12个。县内两家纺织厂也先后停办。在禹门口，商业码头封闭，黄河停航，商路阻塞，商业活动基本上陷于停顿。

1940年，日军开始“强化”占领区的统治，在占领区推行奴化政策，大肆宣扬亲日防共，进行奴化教育，意图摧毁人民群众的抗日意志。日伪县政府强令各村小学改名为“新民学校”，推行奴化教育。日伪命令学校一律冠以“新民”的字样，在学校中不准讲中国的历史和地理，而要大讲“中日同文同种”“中日亲善”“共同提携”。在历史课中把日本侵略中国说成是为了建立“中日满一家”和“大东亚共荣圈”。

1942年，为了对青年进行奴化教育，迫害进步教师，驻闻喜的日本宪兵，派便衣秘密潜伏到绛县进行侦察。便衣在无法交差的情况下，便捏造事实先抓了郇王村的李风，在受刑不过的情况下，李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胡说了许多认识的知识分子。宪兵如获至宝，带着大批军警抓人，先后抓了80多人。为了让这些人招供，他们动用了上天平、荡秋千、灌汽油和辣椒水、踩皮鼓、开水烫、火柱烙、压杠子、桶油眼、下竹签、打竹钉等各种残**法……不少人受刑不过，被折磨致死。1943年6月，永济宪兵进行大抓捕，将160名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小学教师）抓进了宪兵队进行刑讯。

在日本人控制的新民主义课中，要求大讲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污蔑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颂扬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日本侵略中国是优胜劣败，顺乎天理。在日语教科书中大肆宣扬“工业日本，农业中国”“日本至上”“天皇至上”等谬论。在校学生要穿“新民服”，唱“新民歌”，做“新民操”，看《新民报》，学校开会时，必须举行日本国旗升旗仪式，唱日本国歌。

他们还对教员进行新民思想的再教育。在教学课程中只准教授“新民教材”，并以日语为主课，日语不及格者，不准升级。这一切都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奴化教育，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忘掉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去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奴隶或走狗。

总之，日军侵华期间，在河东大地血腥统治、惨绝人寰，对河东人民犯下了十恶不赦的滔天罪行。

（运城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