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垛家戏

“高村唱戏，杨垛买地”。

唱戏和买地，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怎么就扯到一起了呢？

高村是大村，逢年过节或者庙会集市，都要请戏班子唱几天戏。请戏班便要花钱，每家每户均摊。这种事多了，大户人家不在乎，小家小户却承受不起，只能卖地。小村全名杨家垛，也简称杨垛。高村与杨垛村连畔种地，高村卖地，杨垛买地。多年过后，杨垛人把地买到了高村村边，吓得高村人在村边砌了一堵墙，企图阻止杨垛人继续买地。

这是发生在解放前的事了。

高村人爱热闹，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高村是乡政府所在地，但这背后却有一段故事。

高村乡的地形是南北走向，沿着209国道两旁有十几个村庄。北起张薛，南至闫景，王亚庄位居中心，因此社址最初就选在了王亚庄。但王亚人却不答应，理由是占用他们村的土地。县里怎么做工作都不行，王亚人态度很坚决。高村人听说后马上表态，欢迎公社驻扎在他们村。高村北边只有两个村庄，社址选在高村，实在是太偏北了。但是没有办法，最终只能把社址定在了高村，但社名仍然是王亚公社。

王亚公社，社址却在高村，无形中给人造成许多麻烦和困惑。20世纪70年代，我在临汾工作时，回家探亲需要先坐火车到运城，再坐公共汽车到高村下车，最后步行几里路才能到家。一次回家，我身旁坐着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攀谈几句后得知他要去王亚公社，便对他说，一起在高村下车。小伙子说他在王亚下车，我告诉他王亚公社就在高村，但他就是不相信。到后来小伙警惕起来，好像我居心不良，想要骗他似的。车到了王亚村，小伙慌慌张张地跳下了车。我望着车窗外马路边孤零零站着的小伙子，脚下还堆着许多行李，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几十年，近几年才改为高村乡。后来高村乡又变成高村镇了。

高村是公社所在地，有一家食堂，一家供销社。但在最南端的闫景村，供销社、日杂店、食堂、信用社、邮电所等一应俱全，当然还有那座名气很大的闫景中学。有一年换发记者证，我的籍贯一栏赫然写着万荣县闫景镇。记者证是五年一换，我莫名其妙地当了五年闫景镇人。

杨垛村傍着高村这么个大村，高村热闹，杨垛也跟着沾光。比如高村唱戏，杨垛人只摊两条腿。高村有戏，杨垛人比高村人还兴奋，早早就来到舞台下。戏演到高潮时，掌声、喝彩声一阵比一阵高。

说来可怜，杨垛村村子太小，村里没有正儿八经请戏班子唱过一台戏。村里最大的文化娱乐就是放电影，虽然没有几次。记得村里第一次放电影是在学校。土墙上挂起一块白布，电影就开演了。那是一部戏剧电影《蝴蝶杯》，多年后我才知道剧种是河北梆子。

各村都兴办起宣传队，我们村也成立了宣传队。节目大多是自编自演，也有移植的，现学现卖。队员们白天在田间地头，晚上在大队部，就在地上站着表演，社员们嘻嘻哈哈围着观看。二姐当年是主角，她们还出村演出，登上了桥头村、高村的舞台。又是唱又是跳地闹腾一晚上，人家大队赠送给她们一块玻璃镜框，她们高兴极了。

这是家戏吗？我觉得算不上。我刚刚记事，村里闹过一次家戏。还是在大队部，拆了我家的大车门，用碾场的碌碡支在下面，小孩子可以在底下跑来跑去地玩闹。演出的是眉户《梁秋燕》《杀狗劝妻》，可能还有别的节目，我都记不太清了。《梁秋燕》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眉户戏，好听好唱。《杀狗劝妻》主要是因为演狗的孩子招人喜欢，比我大不了几岁，顶着件黑棉袄，在台上蹦来蹦去，很是滑稽可笑。他们唱得好不好，我就不知道了，只记得那天很是热闹，全村人都来了。大队部就是一座三合院，和普通的农家院落一样，三分大。北边搭了个戏台，院子就没有多大地方了。好在村子小，人也少，能够挤下，也显得热闹。

这次闹家戏，在我们村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以至于好多年后，村里人还在津津乐道。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太太来家里串门，和母亲说起了那年的闹家戏，老太太说：“咱村那些娃娃就是唱得好，我怎么看都看不够！”

对于那次的闹家戏，年纪尚小的我是记不起什么了。为此我专门打电话向二姐求证。二姐大我两岁，她说她记得那次闹家戏。二姐说：“当时有一个过门不久的小媳妇，很腼腆，和人一说话就脸红，低头看自己的脚尖，不敢抬头看人。但她上了舞台，就像变了个人似的，那身段，那碎步，那兰花指，那眼神，一出场就赢得了满堂喝彩。真格浑身是戏，唱得那叫一个好！一看就是行家，在娘家一定是闹家戏的台柱子。”

那次家戏，我的记忆里朦朦胧胧，一些情节只能脑补和想象：台上演员在咿咿呀呀地唱，台下村民仰着脖子全神贯注地看。看到热闹处，人群中便爆发出欢呼声、叫好声。

那是杨垛村村民的节日，杨垛村是闹过家戏的。

杨星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