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比中国更适合社会主义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徐月芬
原标题：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比中国更适合社会主义

　　很多人一直都纳闷，为什么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先进的制度，能够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扎下根来?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当别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冷战飓风连根拔起的时候，中国却基本能够做到站直了别趴下?
　　能够说清这个问题的，恐怕只有文明的继承。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形式上看，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意识形态，但是骨子里，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大同理想的精髓是天下为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核心，是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最终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可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有着实质性相同之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研究发现，在中国的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公”字的完整符号。许慎《说文解字》有云：“公，平分也。”“公”字的起源，体现了华夏远古先民们的原始“平均主义”思想。它是大同理想的萌芽。
　　《诗经》中的《硕鼠》篇，把贵族剥削者比做一只害人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决心逃离这只大老鼠，而“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的呼声。《硕鼠》，是迄今保留下来的与大同理想有关的最早的文字材料之一。
　　成文的大同思想见诸于《礼记》，其主要内容是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男人有分;女人有归;财货不必藏于己;精力也不必为己。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就是大同理想。能做到这些，就是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终极理想，它是伴随着中国文明产生并发展的。
　　宋儒张载提倡“大心”之说，在《西铭》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心”之说，把整个人类都视为自己的同胞，把世界万物看成自己的朋友。明儒王阳明提倡“大人”之说。“大人”者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心”之说也好，“大人”之说也好，体现的都是“大天下”的思想。在文化的最深处，中国人是将天下视为一家的，没有西方文化中那种界线明确的你我他彼与此之分。
　　康有为的《大同书》则对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政治制度方面，大同世界里没有君主、军队、战争和国家。经济制度方面，大同世界实行公有制，实行公农、公工、公商。大同世界按劳分配。社会结构方面，没有等级、没有家庭、男女平等。在大同社会里，人无贵贱之分，也无智愚之别，民族平等，种族融合。文化教育方面，大同社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熏陶良好的社会风尚。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渊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其所谓的”吾国固有之思想”，其中尤以大同思想为主要内容。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中，大同思想贯穿始终。孙中山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便是”天下为公”、”博爱”，这从他留存下来的墨宝中，就可以得到证实。而“天下为公”“博爱”，恰是大同思想的精髓所在。
　　在《五族协力以谋全世界人类之利》一文中，孙中山指出：”今世界先觉之士，鼓吹大同主义者已不乏其人，我五大种族皆爱和平、重人道，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自产生以来，并非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上。历史上，它曾几次被付诸实践。
　　西汉与东汉之间，王莽所建立的新王朝，虽然短暂，却是古老大同理想的一次实践。比如王莽实行的土地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实行计划经济;实行专卖制度;征收所得税;建立贷款制度…….这些制度，不但体现了大同理想，而且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思想萌芽。
　　太平天国是对大同理想的再一次实践。《天朝田亩制度》就明确规定：“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这是大同理想最朴素的表述。
　　在大同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国的“患不均”思想，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深入人心。《论语.子路篇》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患不均”也就是平均主义。也就是说，连孔子都对平均主义持肯定和赞同的态度。
　　总体上说，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比我们中国人更喜欢平均主义的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竖起“平均主义”的大旗，周围立刻就呼啦啦地聚拢一片。“平均主义”就像是一剂灵丹妙药，在形形色色的“革命家”手中，回回灵验，百试不爽。
　　历朝历代的农民领袖，深谙此道。从北宋王小波的“均贫富”，南宋钟相的“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赋”，一直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无不拿平均主义作大旗。而且这杆大旗的确管用，基本是竖到哪里就所向披靡到哪里。
　　大同理想产生了平均主义。它象一个古老的幽灵，几千年来一直游荡在中国历史的天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毛泽东时代，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今天，当我们再回过头去看那段历史，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当初不正是你我他，以及你我他的父辈们，对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充满了憧憬与向往吗?
　　哪怕是现在，社会已经进入了崇尚竞争，提倡差距的时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建设一个包容性社会”等政治理念的出现，就是这个“差距时代”的最好象征——但在我们民族的血管中，仍然流淌着浓烈的“平均主义”的血液。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仇富心理。当然，对“仇富心理”也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还是要看“仇”的是什么样的“富”。如果“仇”的是贪污之富，不义之富，缺德之富，那么这个“仇富”不但没什么不对，而且还应该得到提倡。但如果是不分青红皂白见富必仇，那么这种“仇富”，就是属于绝对平均主义的心理作怪，它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没有好处，只有害处。
　　综上所述，自古就有的大同理想，以及平均主义观念，使得中国的文化，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亲缘性。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比我们中国更适合社会主义的了。中国的文化，就好像是一块沃土，老早就在那里准备着，单等社会主义的种子，来播种生根开花结果了。
　　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文化这块土壤，原本就孕育有社会主义的种子，只不过几千年来，一直未遇适合的气候，以至于这颗种子沉睡了数千年，一直到了20世纪初，因为俄国革命的一声炮响，才将它催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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