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商贩经济学

洋洋52万言的《史记》，浩浩3000年的人文史海，沉潜其中，酣畅淋漓，抬望眼终于接近海岸线。就要上岸了，原以为倒数第二篇的《货殖列传》只是浅滩，踏入方知博大精深、依然浩瀚。鬼斧神工的司马迁，在这里营造了一座2000年前的“商界博物馆”，有经济学思想启蒙，有原始经商智慧，更有古代富豪榜事迹陈列，鲜活深刻，堪称压轴经典。

货殖，就是以财货积累经营而增值盈利，其实就是经商的意思。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思想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的魏国李悝变法和秦国商鞅变法影响很大，尤其是“奖耕战”“抑商贾”的重农抑商政策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前的司马迁先生能专门为货殖者正名立传，并借此表达自己特立独行的经济思想，实在可敬。

（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行不通的

为货殖者正名，司马迁先生从批驳老子的一个著名观点说起。老子在《道德经》中所畅想天下大治的最理想境界（至治之极），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

如果按照这种闭关锁国、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乌托邦设想行事，就没有了后来带来经济繁荣的商贸物流，用现在人的眼光看简直是痴人说梦，就连2000年前的司马迁先生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必用此为务，晚近世塗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是说照这个观点去做，除非能堵塞人们的耳目，否则行不通。

司马迁认为，人们向往美好生活自古以来都是自然而然的，“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意思是即便你挨户动员、说得天花乱坠也是改变不了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司马迁分析，因为资源禀赋不同，各地方有各地方的特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互通有无，各取所需，这是自然规律，根本不需要行政命令来调动。“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是说就像水往低处流、日夜不停息一样，物品流通总是从价格贱到价格贵的地方走，物品会不招自来、不求自有人来卖。

规律面前，怎么办呢？司马迁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教育引导、整顿秩序，最要不得的是与民争利。结论是什么呢？《周书》上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说的是，农民生产粮食、工人生产工具、商人负责流通交换，山泽资源的管理者拥有财货积累，农、工、商、虞四个门类需要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哪个方面不给力都会带来大问题。尤其是商人如果不进行流通贸易，其他三个门类的粮食、用具、财货这人间“三宝”就会断绝来源。司马迁由此得出治国理政的启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用现在的话说，农、工、商、虞“四者”是人们衣食生活的本源，本源壮大就物用充裕，本源萎缩就物用匮乏。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富国富民。

司马迁还举出例证：当年姜太公被封到不毛之地的齐国，就是靠鼓励妇女编织刺绣、男人捕鱼熬盐并积极开展商业贸易而发展壮大的。后来又出现一个懂经济的管仲，辅佐齐桓公加强宏观调控，设置掌管财务货币的九种官员，很快国富民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发现了物品流通规律，提出了按规律办事的方法，指出了富国富民的路径，这无疑是司马迁先生对古代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这种朴素的经济学思想，历经2000年风云变幻，至今看来依然闪闪发光。

（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为货殖者正名，司马迁先生更为古代的商贾富豪们贴上了追求财富与礼节仁义并行的标签。他引用的是管仲的观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得出的结论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先生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意思是礼节是随着财富充裕而产生的，一旦财富消失也就不再讲什么礼节了。“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即君子富了喜欢舍财广施恩德，平民富了就会少劳作过安适的生活。“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就像水深有鱼、山深有兽一样，人富了仁义就会自然而然地归附于他。所以说，天下人吵闹喧嚷、奔走繁忙，不管表面上追求的是什么，其实都是为求财谋利，从“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到“匹夫编户之民”，概莫能外。

司马迁先生的这一发现，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古往今来富而思源、仗义疏财的富豪灿若繁星，但那样把富裕和仁义划等号绝对化的说法显然也是不辩证的，毕竟古往今来为富不仁、恃强凌弱的现象也不少。

但我们可以理解为那是司马迁先生2000年前对富豪们寄予的良好愿望。为此，司马迁特意排出了2000年前的仁义富豪榜，并分享了几位古代著名富豪的经商之道，发人深思。

上面提到的辅佐齐桓公抓经济的管仲，在成就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同时，他本人因收取流通货值30%的市场税归为己有，成为富可敌国的官商大富豪。与管仲类似，同时期的越国也有两位官场经济学家，分别是范蠡和计然，计然是范蠡的老师。

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时期，计然为勾践治理复兴越国提出了一套经济发展理论，尤其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意思是大旱之后必多水，久旱无雨要准备好船；大水之后必有旱，久雨不晴要准备好车，这是事物变化规律。经商理财也是如此，要研究供求关系，“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上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意思是，判断货物是供过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就知道这种货物的价格是上涨还是下跌。价格上涨到一定极限反而会下跌，价格低贱到一定极限必然会上涨。因此，货物价格持续走高，就要像粪土一样赶紧抛售；货物价格持续走低，就要看成珠宝一样马上收购。总之，钱财货币要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动周转。

物极必反、价格上涨下跌、供求转换，这不就是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经济学供求规律的阐释吗？

2500年前的计然，或者说是司马迁借计然之口，已说得头头是道，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无话可说了。后来，越王勾践就是活学活用了计然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精髓，短短十年富国强兵，灭掉吴国，号称跻身“春秋五霸”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