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解放《万荣村名文化》书稿

盛世修史，嘉年撰志，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惯例，而且更是现实的冀求。解放先生的史传性志书书稿《万荣村名文化》就正是这一惯例和冀求的具体实现与确切兑证。这部志书通过对万荣县孤山台地周围106个村落的历史钩沉与事迹萃聚，十分精准而典范地呈现了中华文明之源头的人文历史风貌与村闾沿革变迁之向度和轨迹，从而使人们得以通过以“点”溯源、以“根”抚梢的方式而极富原创性和立体感地洞悉中华民族的起源与流变，进而领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原始根据与时代内涵。正因为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曾经“兴”过，而且是大“兴”特“兴”，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资格和底气不无豪迈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擘画与奋斗目标，同时，这种复兴也才有依据，有底气，有例证，有典范。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史志撰著的作用和意义不仅不可小觑，而且十分关键和重要。一如《史记》、《资治通鉴》，乃至王通的《太平十二策》、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等，就都以恢宏而确当的历史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中华民族之“兴”的历史范例与具体事迹，这不仅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豪迈而自信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佐证、营构了先例、创造了范式、夯实了底气，而且尤其为我们用实践营构了中华民族的彪炳样板与旷世光辉，不仅使我们以之引为自豪，而且更让我们在实践中得以效法，直使我们在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不仅有样板在前，而且更底气十足。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5种形式、共130个篇章，从黄帝轩辕氏一直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共3000余年的历史。此间，他不仅创造了五体结构的述史形式，并以此而奠定了历史学的独立地位，开创了史学发展的新时代、新形式，直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至成为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一座辉煌的里程碑。正是《史记》为我们提供了中华民族早期之“兴”的诸多历史范例，使我们从中获得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原始依据与原初史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出现了清明政治的样板——文景之治，而且呈现了汉武帝刘彻文治武功的赫赫政绩。正是刘彻，不仅强国富民，安邦靖边，一直将长期骚扰汉王朝的匈奴从北部边疆驱逐，而且大体上奠立了中国国土的基本雏形，尤其是在中国实力大大增强的情况下，更极为有效地在实践中构建和完善了由秦始皇所创立的大一统国家政制，极为有效地在实践中强化了自秦所延续下来的大一统国家政制，特别是从实践中印证了大一统国家政制的巨大优越性，遂使郡县制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充实与提升。否则，中国就会像今天的欧洲一样小国林立，各自为政，纷争不断。诚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其实，晋人韩非在被囚秦期间，还有一个大贡献，那就是为大一统的国家政制设定了科学的事权管理原则，即“要在中央，事在四方，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个“四方”即指县及其所管辖之乡、镇、村。显然，县、乡、村是效力中央、体现政制和赢得治绩的基层实体单位，并由此而演化出“老乡”“乡亲”之称谓，特别是陕西人，更习惯于将同县、同乡、同村人称为“乡党”。由此足见，乡、村这一行政建制及其所涵寓的深厚历史感与广泛人民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尤其凸显了解放《万荣村名文化》书稿所蕴寓的深邃政治意涵与广泛社会意义。乡和村虽为省、地、县的下辖属地，但它同时却也是省、地、县乃至中央所管辖的最终实体所在，是社会生活、社会机体与人民大众的主体所恃与生存所依，特别是对于类似万荣县这样的地方，尤其如此。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人们的一个高度共识则是：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为什么？因为山西是中华民族之“根”，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繁蘖处与衍生源。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以晋南、豫西、关中所连缀形成的黄河腹地，则不仅土壤肥沃、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并因此而自然形成了中华民族在此的最早聚居、耕耘、生存与繁衍。特别是运城盆地，因其兼有盐利而尤其适合早期人类生存与生产，并由此而致黄帝和蚩尤争锋于此。就连中国的头号商人范蠡、二号商人猗顿，也都不远万里从河南、山东专程赴此地以求发迹。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万荣的地位和作用愈益显得特殊而重要，且无可取代。而这种特殊重要和无可取代，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万荣孤山。因为早在远古时期的山西，到处都是汪泽，就连如今被称为华北屋脊的五台山，那时候也只是浮在水面上的五个小岛。后来，当大水逐渐涸落下去之后，这才逐渐形成了山西境内的几条河流。而其中最大的河流——汾河在由北向南流动，当其流到运城盆地后，便与几条小河汇流成一片湿地，然后主流遂从现今的中条山东侧位置注入黄河，因为那时候中条山还没有“长”起来，如今中条山的位置，还是一片洼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坐落在万荣县的孤山（绵山）便因其山体浑圆、基座广阔，形成了由山体中心向四面放射性延伸的广阔麓塬，既避开了水患的浸蚀，又适合种植各种谷物和养殖各种牲畜，由此而成为人们理想的宜居之地，不断地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携家带口迁此定居，由之而促使万荣愈益渐次走向兴旺繁荣。兴旺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口频频增长，村闾不断形成，而且几乎每一个乡乃至每一个村的每一个姓氏，都有着旷远而悠久的历史渊源。他们的祖先为什么要从四面八方不远万里迁徙到这里来呢？当然是为了乐耕善养、宜种宜居。对于此，解放先生在其《万荣村名文化》中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对万荣106个村庄的历史钩沉和种姓溯源，已极富张力和魅力地赋其以颇具历史感和时代性的钩沉与答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可将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的“山西”具体聚焦到坐落在万荣县的孤山麓塬及其周围台地。孤山虽然不算大山，但孤山的麓塬却不仅极其广阔，而且更是以台地形式逐阶上迤，一直从黄河之畔、汾水之滨上迤到海拔3000余米的高处，且又以万荣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直至闻喜、临猗、永济、盐湖区、河津、稷山、新绛、夏县等地。也正是这个地域范围，构成了中华民族早期的颐养之地与活动中心。不仅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旌标的三皇五帝都在这里留下了政治建树、生产建构与生活遗迹，而且就连作为中华民族奉为族祖的伏羲在这里创制八卦，后土娘娘女娲在这里抟土造人。作为中华民族的族祖圣根，三皇五帝均都早早地在这里安身落户、繁衍后代、缉构人生、缔创基业。就在万荣紧挨黄河堤岸的庙前村，便有后土娘娘安身衍生的脽上之地，这里不仅建有中国最早、规模最为宏大的祀祖庙宇，而且从汉代至宋朝，竟有12位皇帝亲临后土祀祖省亲。特别是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黄帝也亲临此处，扫地为坛，祭祖祀上。黄帝是我们的祖先，那么，黄帝的祖先自然就该当是我们的先祖了，由此也足可印证：以万荣孤山麓塬台地为“基”为“芯”所形成的诸多乡廓村闾府第的缔建与沿革及其所蕴涵的历史脉动与人文精神，必定和必然会以其固有的形态和内在的精神而从或一层面、或一维度体现五千年文明在山西的历史印迹与精神风采，并以此既为五千年中华文明作样板辐集，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铸坚实根基，进而在凸显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奋发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和扬励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铁心锐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自觉与坚定信念。而这，便是这部《万荣村名文化》所赋有的思想内涵与精神核质，这同时也是这部史志性著作所给予我们的深刻启迪与巨大激励。

解放先生以耄耋之年不惮跋涉，不辞劳苦，深入调研、勤奋笔耕，在赋予这部史志性著作以精细、深邃、厚重、缜密之特质的同时，并以其严谨、博采、精研、细辨的治学精神而给予读者以启迪与激励。这不仅值得赞许，而且尤其值得效法。

（艾 斐    研究员、教授，中共山西省委联系服务的高级专家、山西省文化领军人才、山西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山西省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