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捷：关公文化与河东儒学

孔子是文圣人，关公是武圣人，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二圣”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何塑造关公文化，我认为研究孔子的方法论可以适用于关公文化研究。

“圣”指对天地万物的透彻认识。孔子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圣最初的含义就是聪明睿智。到了孟子，圣的涵义有了特别的变化。孟子曾比喻说泰山对于普通的土丘，江海相对于溪流，凤相对于众鸟，圣人对于普通人，也是同类，只不过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就是成语“出类拔萃”的出处。这句话赋予“圣”崭新涵义，每一类人物中的出类拔萃者、典范人物即被尊为圣人。南宋陆九渊将其变成了励志的格言：“圣人与我同类”。圣人可以成为圣人，我也可以向圣人一样不断地学习，完善自己，也去学做一个圣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至善的化身，所以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出于学术需要，总会还原真实的孔子、真实的关羽。自文化塑造以来，每个时期他们的形象都被不断丰富、不断升华，没有英雄典范人物，我们民族就缺乏追求至善的动力。

关公文化研究具有丰富性和综合性，关公文化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各学术领域不是相互取代，而是相互补充。从儒家的角度看关公文化，也就是回应我的主题。

第一，关公作为一个典范，是在儒家文化的语境下成长的，不论是《三国志》《三国演义》中的描述都时刻体现了儒家的基本精神。关公擅读《春秋》，《春秋》是孔子编订的，《春秋》大义是尊王攘夷，这也影响了关公的忠义思想。儒家经典《论语》对“忠”有不同的论述，“为人谋而不忠乎”。关于“忠”，学术界有一个误解，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应了忠和恕，这是一个误解，这是恕。忠是“为人谋而不忠乎”，忠的本意是竭尽全力，不遗余力，一心一意。要想理解关公文化，就离不开关公这一人物诞生的儒家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将关公文化纳入儒家文化叙事，可以更好理解关公文化形象和文化精神，建构其对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作用。

第二，河东指黄河之东，大体上指运城和临汾一带。河东儒学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史、儒学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处于关键点的重要代表。孔子的学生子夏在《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中都有许多记载。子夏是文学典范，他在河东一带传学，史称“西河设教”。他曾经教导魏国的国君魏文侯，这样看来，儒学最早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是汉代，是从战国时开始的，以至于魏国国君对儒学的了解非常深透。后来孔子的孙子、《中庸》作者子思，在魏国时谈论子曰如何，魏国国君疑惑说：“你说子曰，怎么和我了解的不一样？究竟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孔子的意思？”子思说：“虽然是我的话，但是离孔子的意思也不远。”第二个人物是荀子，先秦儒学代表人物。孔孟荀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第三个是隋末唐初的王通。王通很早意识到当时的儒学衰落，于是提出要振兴儒学、复兴儒学。他仿照孔子著《续六经》，作《王氏六经》。他还在大街上开公开课，像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都听了他的课，他也被学生称作“王孔子”。从唐朝中叶开始，出现了古文运动的思潮。古文运动是以文学运动的形式所出现的一场儒家文化复兴。王通是隋末唐初先知，可以说是唐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先驱。第四个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儒学家柳宗元，也是古文运动代表人物。同时期刘禹锡、韩愈、李翱等儒家学者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启发了后代宋代理学的形成，宋代理学是唐宋运动复兴的学术果实。北宋初期的孙复、石介、胡瑗一起被称作“宋初三先生”。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兄弟史称“北宋五子”，被看作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理学从宋开始兴起，还有位先驱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司马光，同时他也是理学家。明代河东儒学代表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薛瑄。明代的学术，南方流行的是阳明心学，北方以薛瑄为代表。由此可见，运城的儒学传统非常深厚，值得当代学者深入开展研究。

第三，简单总结河东儒学的特点和意义，便是以关公文化产生的背景为线索，进一步关注研究河东儒学。唐代学者韩愈在《原道》篇里提出了“道统说”。他认为中华文明传承的道，是仁义之道。《原道》篇开篇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这就是传道统的谱系。这个谱系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由周公而上，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等被历代推崇的圣王。他们有地位有权力，不是著书立说，而是把自己的仁义思想立足于政治的实践，直接造福于万民。过去推崇圣王，有德有位。一个是从孔子开始，产生了中国文化典范的转移，一位教师成为中华思想、道德的模范，成为至善的化身，万世师表。

要讲儒学并不仅仅从子夏讲起，还要从儒家所继承的文明道路讲起，运城恰好是文明的体现。这些儒学代表人物，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非常契合。学者要更加敏锐地聚焦时代课题，勇于学术创新，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方向，去引领学术的风气。运城地区的儒释道三教和谐共存，文庙武庙比邻而建，百里之内既有文庙又有武庙，文武并重，运城地区的儒家人物和流传下来的家风家训等，资源非常丰富。这些内容对于建构当代文明，建构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子孙万代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对我们中国人有意义，对世界人民也有意义。中华文明的复兴，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文明的脉络予以阐释，这也就是我们运城不仅在当代中国，也在当代世界，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关公文化与中华现代文明”研讨会上发言提要整理；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