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仁勇：晋商伦理与关公文化研究

王晋丽/文

明清时期晋商在商界叱咤风云，雄踞一方，“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在物质富足的同时，晋商创造了辉煌的商业文明，形成了晋商伦理。晋商伦理与关公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结，其首要体现在晋商与关公有着天然的地域联结特点。在封建社会，商人地位低下，享受不到一丝政策红利。晋商在创业初期，历经磨难，依附于关公，借助关公神格地位提高了自身人格地位，使商人职业有了归属。在商业发展兴盛期间，关公忠义仁勇的伦理品质与晋商的精诚团结、诚信经商、以义制利、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精神密切相关，关公伦理与晋商精神严丝合缝，两者有着天然的联结。

关公“忠仁”伦理

忠，即忠诚、忠良，在封建社会意指对君王忠心不二，而皇帝即是国家的象征，忠君即忠于国家。这种忠是发自内心的不离不弃。关公追随刘备南征北战，桃园三结义体现的是对君主的“忠仁”，“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进退，不避艰险”。直至临沮殉难，关公的忠从未改变。这种“专一”的精神一直被后人传颂。关公的“忠仁”伦理品质对晋商伦理精神影响极大。

（1）激励晋商爱商敬业

明清时期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极其低下，一般民众如有其他出路是不愿意经商的，即便经商，也是一条曲线发展之路，待商业获取利润后便投身“士”的行列。但晋商不同，晋商从始至终就把商业“做纯粹”了，颠覆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主张“学而优则商”。这种对商业的执着追求折射出对商业的“忠”的敬业精神。在创业之初，晋商历经艰难险阻，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商场上有了一席之地。晋商深知经商不易，即便经商成功，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他们也没有放弃商人职业，本着对商业的深厚感情，晋商一丝不苟地恪尽职守，即便商业辉煌，仍以扁担、麻绳、框子等创业初始的遗物告诫后人不忘初心，要保持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这本身就是对职业的“忠”的体现。除此之外，晋商在员工选拔和培训中特别注重“忠”的内容，把关公的“忠义”品质灌输给员工，培养员工敬业、爱业的精神。

（2）鞭策晋商商帮精诚团结

自明清以降，商业贸易发达，单靠个人或家庭维持商业的局面难以为继，为了进一步拓展商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明代开始以地域为标形成了商帮。在众多商帮中，晋商最为团结。这种团结精神同时表现为一种不离不弃的相互忠诚，这亦得益于关公的影响。晋商选人的第一条原则是只用山西人。天南海北遍布山西商人，但其形散神不散，晋商每到一处就会筹建山西会馆，以共同的信仰（关公信仰）把各地的晋商凝聚在会馆，共商经商大事，为有困难的晋商出谋划策，排忧解难。他们相互之间结交，“笃信义，崇正直，不欺所事，不负所托”，犹如“桃园三结义”，荣辱与共。晋商把关公“忠”的伦理品质渗透到商帮，成为商帮团结的粘合剂。

（3）引导晋商宽厚仁慈

仁，爱人，是一种处世哲学。关公宽厚仁慈，曹操的谋臣程昱说：“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关公对敌、对友和下属都表现出宽厚仁爱之心，不谋己利。晋商在平时的人际交往中，往往秉持“和气生财”的理念，特别是相互之间相处过程中，互相扶持，不追名逐利。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晋商票号业务广，在全国居于首位，但晋商并没有因为票号实力强大而欺市霸行，排斥异己，晋商间通常都力求在行业竞争中同舟共济、利益均沾，对一些小规模的钱庄、钱铺、典当、账局常常从资金上给予帮助。

关公“义”伦理

“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要义。”历史上，与被描述成“奸绝”的曹操不同，关公是“义绝”，关公感恩刘备的知遇之恩，对刘备忠义一生，同时对于有恩于自己的曹操，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放行，表现出大义。正因为关公把义做绝了，关公“义不负心”，作为商人崇拜的“财神”，关公诠释了财富与信义的关系。“利，只在义之和”，在任何时候“义”都是第一位的，为了践行“义”，晋商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气度。在关公文化中，“义”的伦理观对晋商影响是第一位的，真正践行了“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誓言。

（1）凝结异地晋商最好的精神纽带

晋商足迹遍及全国大江南北，经营范围几乎渗透了全国主要行业。在创业守业期间，晋商能够精诚团结，互助协作，成为商帮之首。遇政府危急时刻，晋商也显示出其“义”，如在康熙征讨准格尔时，山西范氏兄弟“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省国费以亿万计”。除了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天资聪慧的经商智慧外，关公精神中的“义”也不容忽视。关公一生身体力行一个“义”字，“义秉春秋”“义参天地”“义正乾坤”“义不苟取”“信义昭著”等关帝庙碑记、匾额、楹联中的赞誉之词足以证明关公是忠义的化身。晋商在集体性的定期祭祀中接受了关公优秀品质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晋商在各地商行建立会馆，从维护本馆商人的共同利益出发，公议行规约束商人，更重要的是利用关公神祇的威慑力量，增强晋商的自我约束能力。晋商无论是经商还是处事，“义”字当头，始终把“义薄云天”的关公作为行事的精神领袖，从而建立起一条颠扑不破的精神纽带，使晋商义行天下。

（2）晋商义利观的集中体现

晋商在商业实践中遵循“以义制利”，在追求利的同时不忘义，坚决杜绝任何有损于义的事情。如复字商号胡麻油掺假事件充分体现了晋商以义制利的伦理精神。晋商的“义”也为晋商赢得了信誉，在票号经营期间，只有晋商开办的票号可以无门槛汇兑，这充分证明晋商的“义”已经为晋商赢得了信誉。晋商深知“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这是儒家“义利观”的体现，与关公的“义”相融合，在商业买卖中不掺假，童叟无欺，讲求诚信。这种诚信在很长时间里使晋商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晋商“以义制利”的义举还表现在担当社会责任。明清时期，灾荒连年，民不聊生。晋商不做“守财奴”，更不在国难时取不义之财，倾资帮助国家人民渡过难关。如光绪初年山西遭灾，饿殍遍地，乔家率先开仓放粮，资助乡民，被当地人称其为“义士”。

（3）催生出晋商诚信经营的商业信用

关公“义”含义丰富，意蕴深远，其关键词即“不辜负”。晋商深知诚信在商业经营中的重要性，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取胜的关键，晋商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凡事都以关公的“忠义”为标准，绝不辜负顾客对自己的信任。晋商对顾客以诚相待，商品质量过关才会卖给顾客，“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秤平、斗满、尺满足”是其必须遵守的原则。晋商典型代表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总结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是取利。”晋商票号在国内享有盛誉，国外也名声大振，这无不得益于“诚信”，诚信就如同信用卡，诚信更是道德品格投资，诚信经商，一生受益。在对蒙贸易中，晋商与蒙人贸易基本靠信用，这得益于关公的“义”伦理。

关公“勇”伦理

关公勇猛人尽皆知，关公给人的外表形象即手拿青龙刀，胯下赤兔马，勇猛神威。关公的勇猛不是鲁莽，而是蕴藏着大智慧，是一种有胆有识的智者之勇，关公大义凛然、勇猛神武的形象深入人心。晋商有着关公般聪颖智慧，在商场勇闯天下，开拓进取，即是对关公“勇”的伦理品质的发扬光大。

（1）晋商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传承

封建社会对商人的排斥已使许多立志于从商的人望而却步，但晋商却义无反顾，在商业道路上勇往直前，这本身就需要勇气。创业初期，晋商在关外从事贸易活动，走西口的路上险象丛生，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无以复加的困境之中，但晋商凭着坚韧的毅力，走西口，过关与外族做生意，没有智勇之人很难闯关成功，而晋商做到了。在关外晋商只身跋涉于商海，风餐露宿，凭借着毅力及心中的关公信仰，晋商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经商并且成功了。与满蒙人做生意，晋商更是智勇双全，最终赢得信任，淘得第一桶金。这些充分体现出晋商自强不息、有勇有谋的良好道德品质。

（2）晋商承担风险、开拓创新的伦理精神实践

山西票号远近闻名，这不仅是一种信用关系的体现，在票号创办之始，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如果晋商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谋略，票号是不可能创办的，这种勇气在某种程度上是种创新。创新是需要承担一定风险的，承担风险是需要勇气和谋略的，关公的勇谋与晋商不谋而合。

关公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任何行业都可以借鉴。晋商作为关公同乡，从心理层面分析，与关公的感情更进一步，而关公文化中“忠义仁勇”的伦理品质在重农抑商的特定社会环境下，给予商人一丝尊严，凭此雅俗共通文化，晋商找到了自身价值，并将其发扬光大。关公文化对晋商有深刻的影响。以关公文化为依托，晋商形成了其伦理思想中最基本的内核，即与商帮精诚团结、以义取利、以诚取胜相联系，凭着智勇精神创造了晋商的辉煌和特有的商业伦理精神。晋商伦理是关公伦理在商业实践中的典范。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